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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并且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非常尴尬，它既不可能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没办法以一个自由政府的姿态独立地参加世界政治活动。
当中国对国际事务表现出热情时，往往是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需要藉着参与国际事务，转移国内的视线，舒缓来自内部的压力。
在这一方面，日本更能理解中国政客的心理，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积极地为两国政府牵线，进行暗盘交易。
为了拉中国政府下水，日本已答应提供3000万日元的借款，作为参战和建军之用。但这笔钱是否真的用在对德战争上呢？西原龟三推心置腹地对段祺瑞说：“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永久和平。”
段氏还未等翻译说完这段话，便站起来大声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日］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
这正是黎元洪所担心的事情。本来，参战与否，总统并不在乎，但如果北洋集团藉此扩充军力，最后用于国内的南北战争，那就后患无穷。
在内阁会议上，各部总长对向德提交抗议和绝交，一口赞成。段祺瑞和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到总统府报告内阁意见。黎元洪顾虑重重，他拒绝在绝交案上盖印。段祺瑞勃然大怒，连夜去了天津。这是官僚们用罢工的手段来压迫总统屈服。
黎元洪马上就屈服了。
4月10日，国会开会讨论对德绝交案，大多数议员都赞成中国参战，投票结果很顺利地通过了。
然而，一片反对之声从南方卷地而来。孙文猛烈抨击政府失策。代表南方利益的国会议员，也在各种场合指责政府行事过于草率。他们和总统一样，担心北洋集团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实力。
这股强大的震波，甚至一直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担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博士——一位只有29岁的年轻外交官——正在争取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他遇到了意外的困难，国内纷纷谴责这笔贷款被北洋集团用于和国内反对派打仗。
顾维钧颇感郁闷，但他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
黎元洪不胜懊悔，他决心不再让步。当段祺瑞提议即时对德国宣战时，他一口拒绝了。段祺瑞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主张的人，他几乎立即就通知各省督军晋京，这意味着他要用军人来干预中央政治了。
督军与清代的巡抚、元代的中书省，一脉相承，辛亥革命后的起义省份，成立军政府，一律用“都督”名称。袁世凯死后，南北双方为了这个名字，你争我闹，最后改称“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土霸王、土皇帝，和黑社会的龙头大哥无异。陈独秀在1918年为这些人下了一个定义：“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用词虽然刻薄，但大体没错，督军与土匪的区别，只是一个领了合法经营牌照，一个是无牌经营而已。有了督军，中央陆军、参谋两部，都可以裁撤了，因为没有督军同意，它们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
4月25日，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吉林、直隶、山西、山东八省督军，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区的都统、安徽省长都来到了北京。黎元洪几乎每天都接到有关地方军阀到京的消息，他目瞪口呆了。这个庞大的“督军团”，使首都空气变得骤然紧张。
督军们不少在倒了台的旧王朝担任过一定的官职，除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留学日本之外，其余均足不出国门，他们出身于贩夫走卒、市井流氓、绿林好汉，和江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连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也是上海青帮的大字辈大老。他们深信，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让他们为所欲为。
4月29日，督军们在国务院开会，段祺瑞拿出一块白缎，上书“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大字，请督军们签名。这个场面可笑复可悲，督军们当真以为他们的签字会比法律更有效力。
伍廷芳
伍廷芳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作为一名法学家，他马上果断地和军方分手了。他曾经试图阻止军人们的胡作非为，但没有用，他是对牛弹琴。
在一次督军团会议上，陆军部的高级官员直截了当地说：“不赶走黎元洪是没有办法的了！”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大惊失色：“这是非常举动，本人不敢与闻。”文人比武官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叫嚣的严重性，而且张国淦又是黎元洪的同乡。这种危险使张国淦和伍廷芳一齐递交了辞呈。
这时，狂热的督军们不合时宜地对粤籍财政总长陈锦涛发起攻击。据说一名商人曾向财政部行贿开办炼钢厂，被陈锦涛揭发。该商人反告陈利用职权令商人借垫私人股本，并威逼商人写字据证明总长并未受贿。
军人们借题发挥，把陈锦涛赶了下台。另一名西南派阁员交通总长许世英也因贿案被罢免。堂堂中华民国的内阁，罢的罢，辞的辞，在5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只剩下段祺瑞和海军、农商、司法三部总长出席。
在外面等候消息的督军们，早已不耐烦，他们公然闯进去捣乱国务会议，总长们气得瞠目结舌。眼前的情景，有如戏班开锣，军官们粗鲁地坐到了会议桌上，用手拍着桌子，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形之下，总长们的最后武器只有沉默。
身为国家元首，段祺瑞对代议制度，实际上既不了解，也无好感。5月2日，他把未经内阁通过的对德宣战案送交国会讨论，并非尊重国会，而是他根本不相信国会敢跟他作对。
当天晚上，他和芮恩施晤谈，在谈到国会开会的事情时，段祺瑞傲慢地说：“如果国会顽固不化的话，我就把它解散。”
芮恩施大吃一惊，他提醒对方，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无视国会，肯定将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造成恶劣印象。
段祺瑞的回答十分简单明了：“日本人向我保证，如果我继续实行强硬政策，就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在国会中，反对派的势力也在形成。大部分南方籍议员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在这些反对派议员中，不少人都在西方或者南洋生活过。
5月10日，国会爆发了相当激烈的辩论。段祺瑞在他的寓所里等候消息，芮恩施也在等候消息，日本公使林权助和德国公使欣策都在等候消息。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在国会外面竟出现一个戏剧性场面，使整个形势为之改观。
心急如焚的督军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候国会的辩论了，在陆军部官员的嗾使下，一群地痞流氓（其中也不乏换了便装的士兵），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几个迟到议员被他们痛殴一顿。在远处看好戏的陆军部官员得意忘形，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政治”。
国会立即中止辩论，议长打电话请段祺瑞速到国会。段祺瑞怒火中烧，他没有立即前去，直到傍晚时分，才在警察总监的陪同下，进入被围了半天的国会。饥肠轱辘的议员们一拥而上，质问、谩骂、尖声乱叫，甚至拳打脚踢，秩序乱作一团。段拙于言辞，却有个毛病，一生气鼻子就歪，故有“歪鼻子”绰号。这时他的鼻子早歪到一边去了。
军方组织公民团，原想恫吓一下国会，不料弄巧成拙，反对派大兴问罪之师。5月19日，国会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内阁海军、司法、农商三部总长宣布联袂辞职。
段祺瑞
内阁濒临垮台。张国淦劝段祺瑞，干脆宣布引退。段祺瑞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他以强硬的态度反问：“我一旦引退，宣战案岂不功败垂成？”
“总理就算不引退，宣战案目前也行不通了。”
“我就是不走，看总统奈我何？”
“总统有罢免总理之权。”
军官们起哄：“如果出此，我们就造反！”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总统批准了海军、司法、农商三部总长的辞职，只留下外交总长伍廷芳，不予批准。他已经打算让伍廷芳代阁了。
段祺瑞怒发冲冠，鼻子一歪再歪。他接到日本政府传来的信息，他们对他是否维持总理职务相当留意，因此他已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和总统决裂。
军人们就如何把最后决裂的责任推给总统，互相交换了意见。第二天，他们推举了一位年老的督军领衔，联名呈请修改宪法，他们指责宪法对内阁和内阁总理的地位没有确实的保障。
由于受到内阁垮台的鼓舞，黎元洪对这份呈文不屑一顾。他知道美国公使已经向军方施加压力，如果他们发动任何推翻国会的运动，将得不到美国的同情。因此，总统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5月21日，督军团突然离开了北京。
事先没有任何人得到消息，然而，当事情发生以后，却人人都能意识到，这不是好戏的收场，而是刚刚开幕。只有黎元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当满载军人的火车刚一驶离前门车站，总统便下令罢免段氏的职务。人们十分纳闷，总统哪来的把握呢？5月22日，黎元洪在为他的美籍法律顾问饯行时，心情愉快地对芮恩施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
芮恩施觉得很奇怪，他问：“不和段将军合作，政府能够维持下去吗？”
“哦，我想是可能的，”黎元洪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芮恩施追问，总统准备依靠什么人来渡过目前的难关？黎元洪悠然自得地回答：
“张勋将军会帮助我的。”［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黎元洪曾被西方外交家认为对政府具有现代概念，但他生活在充满帝王色彩的北京，在遗老遗少的包围之下，他真的理解现代政治的意义吗？仅仅一年多以前，他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但现在他却主动把复辟的危险引入庙堂之上，铜驼之侧。
【贰】帝国的梦想：1917年7月1日，北京人纷纷燃放鞭炮，挂起龙旗，狂热地欢迎皇帝回来。
中国的官僚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私臣意识，他们对“忠”的伦理判断，完全基于君臣“不贰”的私人关系，而非国家的利益。早在战国时期，这种君臣关系就高度官僚化了。
在被迫与共和制度妥协的前清官僚集团里，差不多人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复辟倾向，只不过谁也没有张勋来得那么公开和强烈而已。这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脑后，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