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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行，对军中大小事务均了如指掌。此外，他与士卒十分贴近，连低级军官都几乎可以认全，并了解他们的优缺点。如发放饷银这样的事情，他也坚持亲自执行，以鼓舞士气，团结军心，树立恩威。而最具后继效应的，则是他网罗了一大批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后人称之为“北洋系”，其最知名者，自然是“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除这三人外，日后民国的政要，如徐世昌、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张勋、阮忠枢、李纯、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赵倜、陈宧、王占元、陆建章、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等数十人都参加过小站练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小站走出了五个总统（或执政），即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执政）。
清廷军机大臣荣禄
他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拘一格，全无等级之见，固然有姜桂题等老将，但更多是通过考试从下级军官哨弁中晋用的；固然有徐世昌、阮忠枢这样的故旧，但更多的是素无瓜葛者，如段祺瑞这样怀瑾握瑜的青年学员被委以重任，在小站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故北洋诸将对袁世凯均感恩戴德，而普通士兵也被其勤奋的态度所感染，皆敬之如父，愿效死力。北洋军的战斗力，亦离不开这个向心力。因此，若说袁世凯是北洋军之父，北洋军是“袁家军”，是并不过誉的。
他知清朝不能长久，因此倾力将新建陆军打造成自己的武装，除怀柔士兵之外，也格外重视个人权威，力求恩威并御，收服众心。他曾对张之洞讲过练兵的要诀，即：“练兵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最重要的是一点，即‘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钱，一手拿刀，服从则有钱赏，不服从则吃一刀。如此而已。”他确以此简单而有效的办法驾驭全军，新军果然也对他绝对服从，渐渐地，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了。辛亥年，北洋军南下征讨革命军时，士兵们便不服从满人统帅荫昌的指挥，而惟下野的袁世凯是从。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日后虽已是封疆大吏，却始终不敢公开背叛袁世凯。
他在小站只争朝夕，却也志存高远，走的是持续发展之路。三年后，他即创设德文、炮队、步队、马队等四项随营武备学堂，其中以段祺瑞为监督的炮兵学堂最为知名，其学员如靳云鹏、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张树元、郑士琦、何丰林等，都是后来的风云人物。这些学堂加上天津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等，为北洋系培养出了很多军事人才，其中有的脱离北洋，投身南方革命，如蒋介石。
然其练兵也并非一帆风顺，作为推荐人，李鸿藻出于保守派的立场，深恐袁世凯过激的练兵手段损及自己清流的声誉，乃授意御史胡景桂弹劾他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然而朝廷派来查办他的却是荣禄，这恰恰给了他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荣禄第一次目睹洋操，十分新奇，赞不绝口，乃上疏保全他，遂以“查无实据”搁置此案。1897年，他反以练兵有功，晋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五、前后“六君子”
袁世凯一生的污点，除称帝外，尚有出卖维新党、暗杀吴禄贞、刺杀宋教仁等，而出卖维新党为时最早。此前，他被人推为能吏，德才并茂，出类拔萃；而戊戌变法之后，他的声誉急转而下，成为一个争议人物。这不仅是后人的看法，在当时也是一样的。
那被他出卖，以致死不瞑目的戊戌六君子，以及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曾一度都是他的朋友。1895年7月，他从朝鲜侥幸归来，为国家惘惘不平之际，通过徐世昌结识了立志维新的康、梁，并曾代康将其《万言书》转呈荣禄，但荣禄未收。不久，康、梁、陈炽等人在京组织强学会，袁世凯也参加了，并捐款500金，且积极发动他人参会和捐款。强学会的宗旨在于宣传维新思想、掌握舆论，可见袁世凯对维新是持支持态度的。1897年，他在小站练兵时，曾上书翁同龢，痛陈时危，力倡变法，且认为最要紧者在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事业的变革。他说：“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口吻与康、梁、谭嗣同是一模一样的。到了戊戌年春，变法前夕，他更面谒翁同龢，手持《瓜分中国画报》，剀切陈辞，慷慨自誓，大有牺牲自己，促成变法的勇气。
倘若他本是一个局外人，被康、梁强拉来变法，则谈不上“背叛”二字；正因为他一度热心变法，并曾慷慨自誓，其最终的突然变节才令人不齿。然而，他之所以有如此突兀的转变，又须结合当时的时局发展来看。
维新变法倡导者之一康有为
戊戌变法本是一场救亡图存运动，但是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脱不开权力斗争的窠臼。因此，变法不仅是新旧之争，同时也是皇帝和太后的一场权力斗争。光绪皇帝若不能夺取政权，新法也就无从谈起。而慈禧太后剿杀变法的首要目的，也并非否定维新，而在于扑杀政敌，否则，又何以解释数年后她重开立宪之议呢？
慈禧太后前后有过两次垂帘听政，一次是同治元年（1862年）到十二年（1873年），第二次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五年（1890年）。同治皇帝共在位13年，是不折不扣的儿皇帝；但光绪皇帝顺利长到成年，慈禧不得不按祖制还政给他。但是，1890年还政光绪后，慈禧太后并不甘于放弃权力，而她的一干旧臣对日益崛起的维新势力心怀嫉恨，更日日在她面前怂恿聒噪，因此，太后对皇帝的言行动向不仅关心备至，而且了如指掌。她最重要的一个部署，即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加文渊阁大学士，掌握中枢军事，辖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派裕禄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刚毅管理健锐营，作为副翼。因此，在戊戌变法前，慈禧太后已进行了七八年的人事和军事部署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绝不足与抗衡的。
而光绪皇帝锐意图新，行动过于操切。首先，他大量擢用维新人士，革褫守旧官吏，这必然激起后者的愤恨。他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均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此后凡关于新政的奏折皆送经此四人阅览，凡有谕旨也皆由四卿起草。而礼部六官怀塔布等因有阻挠维新派的行为，被同时革职，他们不能甘心，乃到慈禧处危言耸听，使帝后关系更加紧张。袁世凯也是被光绪破格提拔的人员之一，在光绪眼里，他纵不如杨锐等人那样可信，却也算一个准维新派，与那些“昏庸之人”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北京城内谣言四起，一说皇帝要杀太后，一说太后要杀皇帝。但后来有一种说法最为流行，即太后拟携皇帝赴天津阅兵，由荣禄负责安排，在军中废黜光绪。维新派听到这一消息，自然要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了。光绪则于七月廿七日托杨锐带出衣带诏，诏云：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废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为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废，将老谬昏庸之人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负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八月初又令林旭携出密诏，转交康有为，诏云：
“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磬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所谓“督办官报”，指此前令康有为督办上海《时务报》一事。然由于光绪的日常政务根本离不开康有为，故康并未南下。如今，光绪令康有为“迅速出外，不可延迟”，乃是明白敌我力量悬殊，自己凶多吉少，故让自己的亲信早日逃难而已。光绪为人仁厚，不仅对康有为如此，政变后他已失去自由时，还设法保全了另一位重要的维新派人士张元济，让菜市口少斩了一位“君子”，故其死后被谥“德宗”，也算名副其实。
维新派的仁人志士焉能坐视光绪的悲惨下场？光绪担心“朕位且不能保”，他们则决意铤而走险，营救皇上。然而想发动政变，必然要有军队，于是袁世凯成为焦点人物。
维新派中不仅对袁世凯的看法不一，而且在策反哪支军队方面也一直论争不休。当时近畿军队，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支军队，都有相当战斗力，也都归荣禄管辖。维新派认为，若能策反其中一支，则不仅能勤王，且能削弱后党。最初，康有为想让王照往芦台夺聂士成军，王照认为这根本不可行，当即拒绝。林旭则主张用董福祥，反对用袁世凯，他曾经写藏头诗给谭嗣同，诗云：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
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是个董字，“本初”是袁绍的字，林旭是借三国的典故来提醒谭的。然谭嗣同坚决主张用袁世凯，康有为后来也赞同此议，并称赞将帅之中惟袁世凯素来机警，又颇知外事，且是强学会同志，比之董福祥和聂士成，更为可信。因此，维新派最终把赌注押在了袁世凯一人身上，这也可说是袁的悲哀和不幸！事实上，康有为一直顾忌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如今顾忌未去，却贸然定为此人，可见维新派已是无路可走，病急乱投医了。
康有为遂密奏光绪，建议结交袁世凯以备不测。光绪于是在颐和园两次公开召见袁世凯，仅温言嘉勉而已，并未谈及要害，不过却降旨提拔他为侍郎候补。后党闻讯，即认为他已投靠维新派，因立即命令荣禄提前部署，以备不测。荣禄乃调聂士成守京东方面，以提防来自小站方面的军事行动。
形势如箭在弦上，维新派遂召开紧急会议。在座者有康、梁和六君子，以及康有为目为知己的徐世昌。这些思想家集思广益、思前想后，却仍是无计可施，惟有捧衣带诏而痛哭。其实大家放声大哭，不无想感动徐世昌的意思。因为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若徐世昌能出面，则是最好不过。但偷眼望去，徐世昌却也是大哭不止，始终一言不发。
结果，最终还是那位“手掷欧刀仰天笑”的谭嗣同出马。关于谭、袁见面的实况，版本颇多，但出入较大。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所录，全然刻画袁世凯的奸雄面目，谓其有“杀荣禄如杀一狗耳”的慷慨表现。而袁世凯自撰之《戊戌日记》及《自书戊戌纪略后》中，则强调道：“谭嗣同所带来的密诏，并非朱笔亲谕，而是以墨草就，且并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我以此询问谭时，谭答道自有挟制皇上之法。我闻挟制二字，不寒而栗。”袁世凯与梁启超所记，有两大出入，一是“朱谕”的问题，二是“围园”的问题，而这十分重要的两点都为梁启超所回避。“朱谕”涉及到维新派行动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