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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张作霖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共同残杀共产党人,实际上两者反共的立场虽同,却不可能有勾结情况。因为蒋介石当时还在北伐,他们根本就是敌对的双方,在张作霖的心目中,和闹学潮的李大钊相比,只怕北伐的蒋介石更可恨一些。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他的被捕激起了一片抗议之声,不仅学界同仁纷纷声援,就是政界名流如章士钊、杨度等也倾力营救,张学良、杨宇霆也都请求赦免,张作霖一度动心,但此时在前线对抗北伐军的张宗昌等将领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人心。”张作霖遂下达了处死令。李大钊之被捕和被杀固然有偶然性的成分,但张作霖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极度敌视也是一大原因。
1928年2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声称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北伐。北伐军也进行了改组,蒋介石仍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18个军,共29万人;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辖25个军,共31万人;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辖11个军,共15万人;杨树庄任海军总司令,辖四个舰队;不久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至此,张作霖彻底陷入孤立,但他自恃有东北做后盾,仍准备与北伐军对抗到底。
但他在军事部署上有重大的失误,他让精锐的第三、四方面军攻打冯玉祥和阎锡山,却让缺乏战斗力的奉鲁军对付最强大的蒋介石。结果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奉鲁军在山东一溃千里,一着失算,满盘皆输,不得不全线撤退。而此时已攻占大同的张学良和杨宇霆也只好跟着撤退。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显示出比张作霖高出一筹的军事能力,他集中优势兵力专门攻击奉鲁军最薄弱的环节山东,而在河北、山西一带采取守势,只投放有限兵力,与奉鲁军周旋。因此,奉系之所以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被轻易击败,完全是统帅的失策造成。吴佩孚在汀泗桥之战后坦承自己不如蒋介石会打仗,连吴佩孚都这样说,可见张作霖更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了。
日本习惯性地对奉军进行了支持。5月1日北伐军开进济南,3日日军就制造了“五三惨案”,杀害了交涉员蔡公时,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北伐因此陷入停滞。张作霖乃利用这段时间,将奉军分批撤回滦东一带,军事实力得到保留。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专车被炸后现场
当初,张作霖戏弄白川司令后,已被日本朝野视为眼中钉。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正义给张作霖送来“人形”一具,暗示“汝为小儿,我可玩弄汝于股掌之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张作霖已陷入孤立,再度恢复政治强势已不可能,因此日本不应该继续扶持他。然田中与张作霖有旧交情,因此想做最后的努力。是年6至7月,田中召集了“东方会议”,会议主题即“使满洲脱离中国”。“东方会议”后,日本即趁张作霖还掌握北京政权,向他索取“满蒙权益”,主要要求有:在东北借日款由日本承建七条铁路;扩大铁路的附属地和商埠区,承认日本的商租权和营业权;延长本溪湖矿山的合同期限;抗议东北当局修筑与“满铁”平行的“打(虎山)通(辽)”铁路;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公馆;签订《治安协定》,由日本军警参加东北的治安工作;等等。
对日本人变本加厉的要求,张作霖仍旧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不仅在筑路等问题上当仁不让,且向英美两国借款2000万元,用以修建葫芦岛商港。他渐向英美靠拢,触犯了日本的大忌。日使芳泽谦吉多次会见张作霖,不断提出“满蒙权益”,逼张答应,有一次竟威胁道:“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侨,你要对此负一切责任。”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即将手中的翡翠烟嘴摔于地上,声色俱厉地向芳泽吼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说完拂袖而去。日本人见他不从,竟然专门派人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连关外都回不去了。”张作霖即刻回答:“关外是我的家,我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有什么不行!”
他此时的处境已相当危险,所谓“人穷则返本”,他于是下定决心撤出关外。1928年6月1日,他以茶话会形式与外交使团告别,命许兰洲将陆海军大元帅印信送到关外,次日即发出出关通电。此时,日使芳泽竟然专门来访,逼他正式签订郭松龄反奉时双方所订之密约。他拒绝见芳泽,在隔壁大骂道:“日本人趁火打劫,真不够朋友。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是卖国贼。”双方的矛盾已经尖锐化。
按照田中正义的意见,是要等张作霖出关后逼其下野或使其傀儡化,而被张作霖戏弄过的关东军部却决心杀掉张作霖,以雪前耻,并永绝后患。5月31日,村冈司令官密令武官竹下义晴赴京刺杀张作霖,但后来又决定改在张作霖的归途中炸车。芳泽大使事先明明已知道这个消息,却要赶在张作霖死之前再抢些好处,其心可诛!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出发,次日凌晨5时许,当列车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点的铁路桥洞时,忽然一声巨响,铁桥被炸药炸塌,张作霖所乘车厢被压得粉碎。前来迎张的吴俊升当场丧命,张作霖身受重伤,被救回帅府后,10时左右死去。
日本人的暗杀计划是十分周密的,若车厢未被炸毁,他们埋伏在附近的几十名士兵就将冲出来用机关枪扫射。然车厢既成齑粉,他们就没有采取下一步行动,只是杀害了几个中国人,往其衣服中塞了一些纸张资料,嫁祸南方国民政府而已。但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叫查大明,趁天黑逃走,不久便公开出现,揭发了事情的真相,日本人的鬼蜮伎俩遂完全曝光。
张作霖处于日本人的威胁之中,但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处处小心,最终还是防不胜防。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关庚泽,只是奉天交涉署的一个蝇头小吏,也遭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他说了一句很悲壮的话:“连张大元帅这样伟大的人物都被炸了,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何足惜,由他去吧。”确实,张作霖作为国家元首,都遭如此残害,可见当时中国人民的处境是何等可悲!
六、大帅与少帅
张作霖遇害后,27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
张作霖死时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小六子快回奉天。”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当时正在北京欢度27岁生日,没想到自己的生日竟成了父亲的祭日,从此不可贺寿辰,天下之惨事无过于斯者!他在宴会上突接密电,却不动声色,密令长辛店、卢沟桥一线的奉军迅速向滦河方面撤退,当晚即与杨宇霆离京东去。途中在军粮城、汉沽、滦州做三次停留,安排撤退事宜。他于6月17日始乘火车回奉,途中每停一站,必有日本宪兵上车质询张学良是否在内,但他已经化装为普通士兵,遂能有惊无险回到帅府。先此,帅府上下对大帅逝世的消息严格保密,日本人不断前来探视,但众人坚称大帅只是负伤,不便见客,一直等到张学良回来,合府上下才得以大放悲声。
北洋政府的七个国家元首,都生长于前清年间,是深受旧式教育和传统熏陶的旧式人物,作为国家元首,继承人问题是考验他们的一道门槛。袁世凯称帝的一大原因,便是为子孙考虑,因此身败名裂;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则总是处在自身难保的忧虑中,虽贵为元首,其实如坐针毡,自不会想到传给子孙,如黎元洪便把政治看了个透,故遗命后人不得从政;惟有张作霖,既有东北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基业,又有一个资质不凡的儿子,虽然在皇姑屯横遭枉死,幸好这基业还在自家手里,故死也瞑目了。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民国四公子”至少有三种说法,但每种都有张学良。一说是指恭亲王之子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以及张学良,此说偏重才艺方面。前三人都出身贵胄,文采风流,又善梨园之技,都是温白社的成员。张学良的出身虽然显赫,却并不高贵,他本人出生时,父母正在躲避金寿山的追杀,可说是生于危难之际。他在北京虽也颇曾优游岁月,附庸风雅,但论文艺才华,与前三人是无法比拟的。第二说是指张学良和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这种说法偏重于政治,如张、孙、卢就曾举行过著名的“三公子会议”。第三种说法与第二种大致相同,只是把孙科换成张謇之子张孝若而已,因为孙科出身革命党家庭,在气质上与这些公子很有差异。此外,还有将段宏业换作其弟段宏纲的。
无论如何,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一点,他与父亲张作霖难分伯仲。但两人的秉性为人又截然不同,表现于政治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张学良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始崭露头角,奉军虽然战败,但张学良与郭松龄却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一路深入敌阵之中。此次战败,使张作霖下决心整军经武,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训练处,自任通监,以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学良为副监,并命郭松龄辅佐张学良。从此新派得势,而张学良是新派的首领,对许多军政大事有专断权,他的第三旅和郭松龄的第八旅是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张学良和郭松龄情同手足,两人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
但在郭松龄反叛后,张学良遭到了张作霖的惩罚,因为尽管张学良并未附逆,但郭松龄却打出“拥护少帅”的旗号。不过,由于张学良在此事中一直表现得相当聪明和冷静,张作霖对他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张学良对郭松龄虚与委蛇,之后连忙离开是非之地,并在沿途布防,对叛军的进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不过,当郭松龄被俘后,他主张赦免郭,并将其送至国外深造,表现得很重情义。
但是,当他在张作相等人的支持下,就任奉天军务督办,顺利接班后,即诱杀了父亲最信任的杨宇霆。他趁杨宇霆及其亲信常荫槐来汇报工作时,命人在老虎厅内将二人枪杀。此举与郭松龄之死不无关系,由于郭松龄至死痛恨杨宇霆,张学良为友报仇,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杨宇霆或出于派系之见,或倚老卖老,对张学良也确有怠慢。但无论如何,杨宇霆是罪不至死的!回想张作霖赦免郭松龄同党的往事,可知张学良的容人之量实在不如乃父。
他请著名诗人杨云史为杨宇霆写了挽联,辞曰: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留言。
从此联可知,他将杀杨比作挥泪斩马谡了,事实上,他杀杨时必然不曾挥泪,而杀后必然有如释重负之感。就其客观效果来说,杀杨使他立威于军中,但是也产生了离心离德的现象。如他当面对孙传芳说了杀杨之事后,孙即翘指大赞:“英雄,英雄,想成大事者,不杀几个人行吗?杀得好,杀得好!”但翌日便不辞而别,显然是怕了张学良。
张学良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有三次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次是张作霖遇害后,他临危不乱,主持大局,使日本人趁乱夺取东北的阴谋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