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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甚至军事行动。奉军与北伐军几度遭遇，却非其敌手，任其压迫至陇海线。
此时，蒋介石要求张作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东北国民革命军，并承诺由其继续担任总司令。张作霖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挂五色旗的北京政府，就可继承民国的正统，而南方政府是非法的，正如青天白日旗明明是海军旗，自然不可以用作国旗！如今虽然形势危急，但皇城北京却毫无问题是在自己的囊中了，那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虚悬着，不坐岂不可惜！
1927年6月，奉系在北京召开会议，杨宇霆代表张作霖提出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抵御南方，因此必须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以便号令全国。此时，就最高统帅的名称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为“临时总统”，有人则建议仍为“临时执政”。这时，张宗昌这个粗人居然说出一番道理：“不如叫大元帅！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不再有通融余地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有了大元帅的称号，有利于号召全体将士。何况，孙中山在广州也是这样做的。”孙传芳都当即表示赞同，最后一致通过。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以军职摄行元首职权，一如孙中山广州军政府之故例。他同时发出“讨赤”通电，声称：
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认为共同之事。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安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以为友。惟对于赤祸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
他对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各种新的思潮均抱仇恨态度，因之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日益推崇。如今，他肯仿效孙中山成立军政府并就任大元帅，可见对蒋介石的要求实已有所妥协，但他对三民主义有补充意见，即须在“民族”、“民权”、“民生”之外，再加一个“民德”，改称“四民主义”，以尊崇旧道德，维持中华文明。
五、日俄的夹缝
从20世纪初开始，东北就成为俄国和日本激烈争夺的对象。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中国竟然被迫划出交战区，宣布严守中立，成为世界的笑柄。战争虽以日本获胜而结束，但俄国并未退出东北，双方只是在势力划分上有所改动而已。
日俄战争时，张作霖正在辽西新民府占山为王。新民虽属“中立区”，但日、俄视“中立”如无物，一样来去自如。张作霖的百十人马无法与两强抗衡，就只有尽量与其周旋。一开始，由于俄国肯为他提供枪械和金钱，他便帮助俄军，为俄军筹集粮草、搜集情报，并因此被日军俘虏。日本人本要处死他，但日军参谋田中义一见他很是干练，遂为说情，保住一命，他于是转为日军效力。后来因为日本赢得战争，故张作霖的实力在此次战争中有所增强。
俄国败于日本后，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东北划分为“南满”、“北满”。俄国退至“北满”，大体在长春以北，从此奉天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但俄国并未放弃对奉天的争夺，他们利用地利之变，支持东蒙的蒙匪，不断侵扰辽西一带。张作霖奉命剿匪并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对俄国的间接打击，因此张作霖的崛起，也可视作是亲日抗俄策略的成功。
日本人不仅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南满”的诸多特权，且逼迫清廷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开放东北十六处商埠，在营口、奉天、安东划定日租界，以及日军可在多处驻扎。张作霖在清末民初的敏感时期，为了能够督奉，曾倾心与日本人接纳。1915年，他奉段芝贵之名赴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趁机与日本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深相接纳。次年4月，张作霖如愿以偿成为奉天督军，半年后，寺内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双方的关系于是进一步深入。此时，有一群日本人如川岛浪速等在搞“满蒙独立运动”，妄求将东蒙和东三省变成一个实体，建立国家，并由日本托管。这些人在中国国内倾力扶植宗社党和部分内蒙叛匪，希望在东北发动武装暴动。而这些人内部也有分歧，其中一部分如田中义一等，希望游说张作霖加入行动；另一部分如川岛浪速等，则想“射人先射马”，暗杀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奉天。结果川岛等人先下手为强，在张作霖欢晤日本载仁亲王后回返府邸的路上，以投掷炸弹的方式行刺，结果刺客错把汤玉麟当作张作霖，且掷弹不准，因此汤也只负轻伤。张作霖则早已飞马回府，途经奉天图书馆时又遇到刺客，但他提马而过，竟然毫发无伤，倒是那个刺客被溅起的弹片击中要害而死。他刚回府邸不久，日本驻奉总领事即来探望，他心下雪亮，却不动声色。有人报告说刺客的脚形显然是常穿木屐的，也被他斥退。
此次刺杀事件使他对日本人有了戒惧之心，但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大难不死”，却未“必有后福”，12年后，他还是遭日本人暗杀而死。
日本人杀他不成，但并未因此放弃对“满蒙独立”的努力。1916年，日军在辽西北的郑家屯挑起事端，强占了该屯。由于在《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郑家屯并不允许日军驻扎，张作霖便要求敌军撤退，但遭到拒绝。日军之所以要占据郑家屯，是因为此处正当通往内蒙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若能取得此地，就如同在奉天西北插入一把钢刀，且可为进攻蒙古奠定基础。此后不久，日军即支持蒙匪进攻奉天，被吴俊升击退。日方恼羞成怒，乃就郑家屯事件向中国提出八项苛刻的要求，包括向东北派驻警察和向奉军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等，最终被张作霖避重就轻，只同意就兹事赔礼道歉，日军终从郑家屯撤出。
寺内正毅上台后，对华策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之前的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实施的是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其“杰作”；而寺内内阁采取的是以借款方式支持中国内战，以经济控制带动政治、军事侵略。同样的，在东北，他也一改支持宗社党发动武装暴动的做法，而改为扶植张作霖统一东北，并进而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很快击败孟恩远的吉军，统一了东北，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对学生的反日示威持反对态度，不仅严禁东北出现类似情况，且通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学生严惩不贷。
在他逐鹿中原的几次大战中，他都对日本相当依赖，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和町野武马，每年都为他赴日联络朝野要人。日本人对他支持甚巨，如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人提供给他枪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对阵地战帮助极大。但他也相当精明，不轻易出让东北的利益，属于一种有伸缩性的亲日。比如，梁士诒组阁时迫于财政压力，欲向日本借款，遭到了吴佩孚的口诛笔伐，张作霖便反唇相讥。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结日本人欢心的机会，但他在奉天却积极整顿财政，以避免类似的借款，可见他对日本人的依赖是有限的。
无论吴佩孚还是冯玉祥，都是张作霖的对手，然他们彼此都一度联合，但斗争才是他们的主旋律。
张作霖对日本的外交是十分灵活的，即既不轻易就范，又不完全屈服。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些像谈判“二十一条”时陆徵祥外长的态度，即“拖”字诀，往往虚与委蛇，等日本人自己做出调整。
郭松龄反奉事件使日本获得机会。本来他们不无助郭反奉之心，但郭松龄明确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终使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在关键的巨流河之战中，日本炮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关东军开入奉天一带的兵力已达4万人，将日旗遍插各处，勒令郭军不得通过，遂使郭军走入死胡同。在郭军咄咄逼人时，日本即向张作霖提出签订密约，作为出兵襄助的条件，密约包括五条：
一、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权利；
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三、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五、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作霖正慌不择路，马上一口应允。
但是这个条约是不成文的，而且有“另外协商决定”的约定，故张作霖事后即予反悔。他认为日本人帮的不是东北，而是他个人，因此亲自去旅大拜访关东军白川司令长官，盛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以500万日元作为答谢礼，并声称这些钱完全出自自己的私产，没有花一分公款。他的意思便是，公私要严格分开，而对东北的财产和利权，是不能随便慷他人之慨的。当日本人来交涉密约时，他便尽量不见，且故意放出风去，鼓动人民抗议，再据此要求订约缓行。此事虽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但日本人从此认识到张作霖非但不会做傀儡，而且是他们侵略东北的拦路虎，尤其是关东军此次受到他的愚弄，已经恨他入骨，便必欲除之而后快。
革命先驱李大钊
但张作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武士道，不同于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极其偏狭的国家主义面前是十分渺小的。他认为，他仍可以与日本维持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对于其他在华的外国势力，也就没有调整政策的必要。
必须依赖某个外国势力，是当时政治实力人物的悲哀，便是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以及张作霖这样的人，主观上虽有自强之心，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外援。一般来说，当失去一个靠山时，就须马上找到下一个靠山，否则必然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英国在“一战”后对中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下降，美国则推崇“门口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而对中国最具实际影响力的还是日、俄两国。两国在1904年为争夺东北大打出手，后来则为了争夺整个中国而相持不下。
俄国人对东北的荼毒殊不逊于日本，或许是从小就耳闻目濡俄国鬼子的残暴，张作霖的主观上对俄国人是排斥的。他从1904年为日军效力开始，就与俄国人正式决裂，此后20多年不曾更改。
1927年4月6日夜，张作霖派陈兴亚、王琦率领300士兵，查抄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搜走数卡车的文件。这次查抄还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大钊。李大钊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领袖，是“三一二”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运动之后被当局通缉，乃在苏联大使馆避祸，并仍旧执行党务不辍。他的朋友杨度和章士钊听说了要查抄使馆的消息，马上通知了他，但他认为当局决不敢如此，竟未及时撤离，不幸被捕。后人常认为张作霖和蒋介石互相勾结，共同残杀共产党人，实际上两者反共的立场虽同，却不可能有勾结情况。因为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