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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南京之初,蒋介石便想藉他之口激励民众的士气。在记者面前,段祺瑞慷慨陈词:
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方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念,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几日后在上海,又一次面对记者,他说道:
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此时的他,可何尝有一点“亲日”的样子呢?
1925年6月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者在中华门前(原中华门在现天安门广场处,50年代拆除)
他在上海依然冠盖云集,不惟蒋介石常来奉教,如章太炎等名流,亦常来府上拜谒。人虽驳杂,但他始终超然处之,有人劝他与杜月笙接洽,他不加理睬,也从未雇佣保镖。1935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然一直未就职。据说,蒋介石一度有意拥他为总统,自己任副总统,此说未必可信。
1934年春,他突患胃溃疡,经治疗后暂愈。随后由蒋介石安排赴庐山调养三个月,车马劳顿,身体转弱。1936年暑间,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致腹泻数日。入秋后腹部又感不适,吐血便血,确诊为胃溃疡复发。这时,医生劝他开荤增强体质,他说:“人可死,荤绝不能开!”10月下旬,李思浩自华北来,谈及长城内外国土日危,段祺瑞听后十分悲哀,病情转重,数日后即不治而逝。
他临终留下遗书,内讲“八勿”,忧国忧民之心,复兴中华之志,淋漓满纸,文曰: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他的葬礼依照佛教礼仪,当日上海下半旗致哀,各界显要纷来吊唁,挽联之中,亦可见当年仇敌的名字,如冯玉祥致联云: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而吴佩孚的挽联更佳: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众人随其长子宏业的意见,移柩北上,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宏业在八宝山寻找坟地,但始终不能如意,遂一直拖延至日军进城。日军强行征用卧佛寺,段的遗体只好匆忙下葬在西郊一块普通坟地。50年代初,又移厝清河镇。1963年,其侄段宏纲和章士钊又为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章士钊为题写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日本人不仅令其死后都不得安生,且强行买走其后人在北京的房产,强行收购其子宏业任总经理的井陉煤矿。段祺瑞生前号称“亲日派”,日本人却对他如此凉薄,对世人而言,真是一个深刻的警戒!日本作为蕞尔岛国,哲学土壤贫瘠,只知惟力是视,趋利往来,全然不知攻城攻心之术,因此纵然带甲千万,也休想征服一寸土地!这样的国家,漫说中华哲学中的“王道”、“霸道”,就是“兵者诡道”都是谈不上的!
一、“绿林学校”
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由于其军政大权一直被北洋集团所把握,故通常又称作北洋政府时代。然而,这17年中更迭的七位国家元首,却并非都是北洋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诚然是百分之百的北洋派;但黎元洪出身南洋新军,日后虽在北京政府贵为总统,却与北洋派格格不入;张作霖则晚至民国元年才被编入北洋系的军队,充其量只是北洋系的支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七位元首中,袁、黎、冯、曹、段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是从前清正规的新式军队中磨砺出来的;徐虽是文官,却有襄赞小站练军的经历,被北洋诸将奉为长官;惟独张作霖,是以绿林响马的身份接受招安,然后混迹于杂牌军,最后才整编为正规北洋军的。
相比之下,张作霖显然是这七位元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张作霖时,询问他曾在哪里读过书,张即幽默地回答道:“绿林学校。”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家境赤贫。8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境更加窘困,全家遂逃荒至广宁县,为人做工度日。13岁时,他在别人家私塾外偷听,感动了先生,遂得到免费读书的机会。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极为重要。他对这位汤景镇先生十分感激,后来便请他做儿子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张作霖题刻
他迫于家境,不能专力读书。他卖包子,做货郎,也给人家放过猪,但都没什么成就,直到后来在营口学做兽医,才取得了一点成就,在远近有了一点名气。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绿林人物叫“钻天燕”,慕名来找他医马,他手到病除,名声于是大噪,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但由于他从小就跟父亲进赌场,早已沾染上这一恶习,所得钱财大多赔折在内。有一次,他输到心头火起,便一刀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来,掷于案上作注,赌友们大惊失色,忙把钱全数还了给他。
甲午战争期间,他浪迹于辽西一带,常为宋庆的毅军部队医马,以此投入军旅,在马玉崀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因为熟知马性,精于骑射,不久提拔为哨长,白马红缨,春风得意,娶了当地乡绅赵占元的女儿。但他这一段行伍生涯很短,不久中国战败,毅军回防直隶,他即留在了辽西。当时国家新败,奉天首当其冲,散兵游勇与流氓无产者到处抢劫,乡间几无宁日,各地遂出现“保险团”的组织。保险团并不同于团练军:团练军是准官兵,是朝廷允许和鼓励创建的地方自保武装,如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由团练军发展壮大而来的;而保险团以收取保险费作为保护乡民的条件,事实上是一种黑社会组织,即通常所谓之“胡匪”或“绿林”,向为朝廷所禁止。大致说来,保险团有似梁山泊,依盗贼而自壮;团练军好比祝家庄,赖官府而图强。
然而,保险团的表现也各有不同,这正如《水浒传》中的“四大寇”,宋江是“替天行道”,方腊、田虎、王庆则是穷凶极恶之辈。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资助下,拉20多个弟兄组织起了保险团。他这个“大团”负责附近七八个村子的治安,不仅能保境安民,且能抵御外侮,是个合格的小梁山泊,受到了乡民的称赞和信任。然而,他虽是个合格的“宋江”,相邻地区却有更多的“方腊”、“田虎”、“王庆”。比如,附近中安堡有个大团,首领叫金寿山,手下100多人,控制20多个村子,在小王国内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最后,中安堡的乡民只好求助张作霖。张替天行道,马上去把金寿山给赶走了,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27个村子,手下兄弟增加到40多个。不想金寿山不肯善罢甘休,趁大家过年时发动了突然袭击,张作霖落荒而逃,他的好兄弟汤玉麟和孙大虎背着他的妻女随他逃出,其余兄弟也逐渐来会合。他们稍做休息后,决定去高坨子投奔绿林前辈冯德麟。冯德麟手下有千余人,是辽南规模最大的保险团,而最难得的是他打出了杀富济贫的大旗。
但是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缘分还未到,他途经八角台时,遇到了一个独具慧眼的秀才张程九。张程九是八角台的乡绅,在当地属于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认为张作霖北人南相,言谈不俗,有心要留住他这个人才,便将张作霖的40余人编入了当地的保险团,并由张作霖做头把交椅,原来的头领张景惠作副。他们虽实为绿林,却也自称团练,故张作霖此时的徽号是“团练长”。此时,他有了70多个弟兄,并有了一个富庶的商镇八角台作大本营。
《辛丑条约》签订后,地方局势渐渐平复。张程九是个读书人,他以团练的标准去衡量“保险团”,认为既然局势已经稳定,团练就该解散。可他又无从安置这生龙活虎的百十号人,遂去拜见新民知府增韫,表示愿将团练交给政府。增韫听他对张作霖赞不绝口,很感兴趣,便招来一见,结果他一见张作霖聪慧儒雅的样子便很喜欢,马上便答应收编。恰巧此时盛京将军赵尔巽深以“胡匪”为患,正令张锡銮派员招抚。因此,张作霖之“受招安”是十分顺利的。
可有一点他与宋江一样——受招安后,就得征方腊。他得到官府的支持,在八角台招兵买马,大量收编绿林队伍,如张作相、薄振声、叶景全、薄芳庭等均来投奔。此时,他已有400弟兄,乃正式受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他任帮带,统率五哨人马,仍驻八角台。翌年又升任管带,移驻新民府,奉令剿杀各绿林山头,如王六哨、杜立三等均覆没在他的手里。
剿灭杜立三可看出他手段之残忍。杜立三是一支势力较大的绿林,张作霖自知不敌,遂在杜立三的族叔杜泮林身上下功夫。老举人杜泮林自然不希望自家出个盗贼,乃力劝贤侄接受招安,并说张雨亭便是好榜样云云。结果杜立三真的带人来投,不料却被张作霖灌醉后全部杀死,他收编江显真等五大哨也是用这样的手段。不久他以剿匪有功升任巡防营统领,因此,说他用绿林同道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也是毫不过分的。当他进省城谢恩时,总督徐世昌派周树模代为接见,周树模问他为何愿意受招安,他直截了当地答道:“为了升官发财!”
此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决心在东蒙一带移民屯田,以对抗沙俄的鲸吞蚕食。然而,蒙族牧民因牧场被占,奋起反抗,渐至形成匪患,著名的有白音大赉、牙仟驱、陶克胡克等。1908年,徐世昌在增韫的推荐下,派张作霖移驻奉天西北的通辽、洮南一带,以发挥他骑射的特长,对抗来去如风的蒙匪。洮南一带系干燥的沙漠,草长逾尺,毒虫四处,饿狼遍野,条件之艰苦,至于无法完成侦察工作,斥候兵往往人死了马跑回来。蒙人对这一带自是十分熟悉,可以来去如风,经常打官兵一个措手不及,张作霖本人也曾经遇险,九死一生。起初,他对此一筹莫展,经年无功,遂被朝廷褫夺了顶戴,命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他于是结交了绿林豪杰安遇吾,委托他打入蒙匪内部,以破获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动路线。安遇吾是荆轲那样的侠客,找到关系进入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