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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学生，对于师长须敬谨谦逊，服从训告。
二、对于同学，宜和厚亲爱，善则相劝，过则相规。
三、学生宜习勤习俭，养成耐劳质朴之习惯。
四、学生宜注意卫生，不准吸烟饮酒。
五、学生宜注重公益事项，不准损坏公物。
六、学生宜屏去酬应，专心学业，非有重要事项，不准请假。
七、学生不准擅开会议，聚众要求。
八、学生不准挂名党籍。
所谓“四存”，是取清儒颜元所讲的“存人、存性、存礼、存治”之意。徐世昌认为程朱理学太过注重心性，于是推崇颜元、李塨较为注重实践的“习行”、“习动”学说。徐世昌做总统后，便把颜、李的地位抬高，使其从祀于孔庙。他将“四存学说”贯彻于教育事业中，是为了摒绝清谈，专务实学，可以说仍承袭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老路子。但是他对于新思想有本能的排斥，因此四存、成达两中学，都将经学作为基本科目，并聘请前清宿儒担任国文教员。四存学校之外，尚有“四存学会”及其会刊“《四存》月刊”，他曾在该刊发表《彛惭А返任恼拢耪僮鹂锥辆Ｖ劣谒约旱淖铀铮蛞欢缺谎辖瞎诘难＃遣扇∷桔咏逃统龉粞嗲昂蟮姆绞健＝岷掀渑八侨プ芡骋皇吕纯矗恼庖桓叱杀窘逃膊皇呛廖蕹尚У模纱丝杉灾泄笔苯逃纯龅牟宦�
徐世昌之“修文”保持着浓重的中国传统色彩，1921年，他明令将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合成“二十五史”之数。他又与历史上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清高宗等有相同爱好，喜欢组织文会诗会。当时的风雅之士如林琴南、易实甫、严范孙（严修）、赵湘帆、樊增祥、柯劭忞、华世奎、王式通、高阆仙、吴廷燮等都簇拥在他的周围，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连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都曾被他邀请入社，这可能也算是一种“以文制武”的努力吧！诗社常将往来唱和的诗稿集印成册，而更有意义的则是诠选了《清诗汇》二百卷。他阐述编选的原则是既要“因诗存人”，也要“因人存诗”，意为诗好而人无名的要收，诗不好而人有名的也要收，因此这部《清诗汇》避免了同类著作的很多弊端。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于1929年，历时十年之久。他在编选诗歌的同时，还不忘维护中国天朝上国的威严，比如，他将琉球诗人的作品放在“属国”类内，表示了对日本抢占琉球的不满。
对徐世昌个人而言，既然以“文治总统”自命，便当领风气之先。他本好著述，诗词、书画、学术、政事等方面都著论滔滔，而尤足珍视的，则是他以一篇《欧战后之中国》一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出任总统后，好友李石曾赴法国访学，向法国当局盛赞中国总统是饱学之士、文治总统，法国人心向往之，欲授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但是受学位必须有著作，他于是决定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一书。鉴于总统府恣议黄郛熟悉各国情况，因此委托他代笔，每写一篇，徐世昌都会同学者加以讨论，随处增益中国史实和儒家道理，不到半载，书已写成。因此这是一部集体著作，但徐世昌作为历次讨论的主持人，说有定稿之功也不算勉强。该书印有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由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携带此书分访世界各国，最后到巴黎受博士学位而归。当时世界享此殊荣者，只有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徐世昌两人而已。他因此十分高兴，曾穿了西装革履拍照留念，还特地资助黄郛出国游历，以示感谢。不料黄郛到纽约后，竟公开宣扬该文是自己的著作，后来竟又衍写了《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将上稿包罗在内。如此一来，徐在国际上顿时声誉扫地。
徐的“偃武修文”政策虽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在武人争雄的严酷现实中，几乎毫无施行的空间，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是时代的悲剧！
“偃武修文”是内政，在对外方面，徐世昌却并不反对武力。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主张将《孙子兵法》尊称为《孙子兵经》，列为官学，令家喻户晓，以提高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素质。在总统任内，他的对外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外蒙古问题。他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不负其望，在外蒙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外蒙活佛撤消了自治的要求。其次是胶东问题。徐世昌以陆徵祥、顾维钧等组成外交团参加巴黎和会，并出钱资助梁启超赴巴黎活动各界。他的本意是寄希望于美国调停，这也是当时外交界最务实的希望，但美国临阵倒戈，突然转变态度支持日本。梁启超在法国将和会消息不断反馈到国内，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无关系。不久，日本提出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建议，段祺瑞表示支持，但全国各界激烈反对，徐世昌则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使日本的建议搁浅，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到了1921年，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日本针锋相对地向中国提出善后八项建议，他均明确予以拒绝，终于在华盛顿会议上，由英美联合对日本施加压力，最终达成了将青岛交还中国，并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的协议。
五、“渔人”和“菊人”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在直系的压力下，徐世昌下令免去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张作霖十分愤怒，通电痛斥徐世昌，原文如下：
自内阁问题发生以来，中央陷于无政府地位。作霖远处关外，不欲为若何举动。乃徐世昌派其介弟世章及吴秘书长笈荪，先后来奉，谓总统面谕，饬作霖率兵入关，以资震慑，庶总统对于用人行政得自由处分。当服从命令，率师出关。后欲撤兵回防，徐又派徐吴两人再三挽留，并谓直军徒有虚名无能为力。作霖与仲珊本系姻亲，岂忍相残，子玉情同袍泽，更非仇敌，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兵戎相见。顾以总统之命，违心言战。自恨菲才，以致丧师失地。及明其真相，方知为人所利用，决计退集滦州，出关自保。徐世昌又遣使来，劝我再战，一面以命令夺我职权，犹谓敷衍表面。此中诡谲，又复谁欺！徐世昌之为人，诡诈百端，惟利是视：臣事满清，欺其孤寡；辅翼项城，辜其托付；嗾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重用安福党人，又迫段氏下野；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以兵铲除。作霖愚昧，为其所卖。自民国以来，屡次变乱，徐世昌坐收渔人之利。外间不察，误以为和事老人，不知其实为导火索也。
这段电文对徐世昌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之前由于他秉持“偃武修文”的基本政策，虽然受制于军阀不得施展，但在国人眼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张作霖竟将政治家幕后的行为抖到前台，激起全民公愤，他的声望就此惨跌。张作霖这篇电文不惜自毁为“丧心病狂”，进而才怒斥徐世昌，不过300余字，却将其大半人生完全概括，逻辑缜密，情感摇荡，以情以理，都极具杀伤力。
电文似乎是对徐的一个盖棺论定。由于徐世昌过于“圆通”，素有“水晶狐狸”之称，其纵横捭阖之际，不可避免地会有坐收渔利的嫌疑。然而事实上，以上概括并不符合事实。
所谓“臣事满清，欺其孤寡”。徐世昌做总统时，想将女儿嫁给逊帝溥仪，孰料竟被拒绝，他大怒之下，说亡国之君还摆什么架子！小朝廷很是害怕。但事实上，他对清朝的感恩戴德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历次政治风波中，他都强调应维持优待清室的条件。就连就任总统之前，他都要先进紫禁城向溥仪汇报。即便是这次嫁女被拒，小朝廷为补偿他，特授以太傅衔位，他虽迫于民众的压力而不敢领受，心中却十分高兴。可见他的生气只是一时委屈而已。民国的总统愿把女儿嫁给亡清的废帝，更愿意去接受亡清的太傅，虽然荒唐，却可看出他对清朝感情之深。
所谓“辅翼项城，辜其托付”。应是指徐世昌对黎元洪的态度。事实上，袁世凯托孤托得明白，主要是托徐照顾自己的家人。即便如此，徐世昌仍曾在府院之争中尽力地帮过黎元洪。至于后来徐世昌自己做了总统，置黎元洪于不顾，这只能说明徐世昌自己也是想当总统的政治家。再说，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挚友，却决非他的“辅翼”；本来就不是君臣，又凭什么“守节”呢？徐世昌下台后，与其女儿有婚约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坚从美国留学归来。袁家想举行婚礼，但他决定取消婚约，令袁家大怒，骂他是“人去人情去”的小人。但事实上徐世昌之所以取消婚约，是因为袁克坚是被哈佛大学开除学籍才回国的，因为他半夜跳墙强奸校长的女儿。对这种斯文败类，难道还能把女儿嫁给他吗？
所谓“嗾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徐世昌确曾派员参加徐州会议支持复辟，但后来又与复辟划清了界限。事实上，徐世昌对清朝和对复辟的态度本来就是矛盾的，但他对张勋却始终是爱护的，否则就不会再三劝张勋三思而后行了。因此，用“嗾使”和“剪除”这样的词是很不贴切的。
所谓“重用安福党人，又迫段氏下野”。段祺瑞是实力派，徐世昌作为文人总统，只有被实力派胁迫，哪里有胁迫实力派的道理。段祺瑞下野是因为直皖战争的失败，怎能归罪于徐世昌呢？至于重用安福党人，原因有二，一是徐世昌本来就是安福国会选举的总统，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西方选举政治中也是这样的；二是迫于段祺瑞的压力，用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就是一个例子。
所谓“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以兵铲除”，这才是张作霖惟一真正痛恨的。其实，徐世昌对曹吴和张作霖并无偏袒，他惟有允执厥中，才能在夹缝中生存。由于吴佩孚从来不承认徐世昌为总统，且练兵于洛阳，早晚会提师北上，因此徐世昌不得不以张作霖的力量去制衡他。事实上，张作霖对徐世昌的怨恨已非一日。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后，江苏督军李纯暴死，张作霖推荐自己的亲家张勋继任，徐世昌认为张勋复出会激起公愤，于是任用了与曹吴亲近的齐燮元，使直系力量有所增强，张作霖就已经恨恨不已。这次，张作霖出兵关外，完全是为了抢地盘，却美其名曰为执行总统命令，这才是最荒谬的。
徐世昌总结为官之道的那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所谓“圆通”，是指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要容许转圆，待人要不即不离，做事要八面玲珑。他有天津、河南、浙江三个籍贯，而这三地在晚清都盛产官僚，他处处联系乡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