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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虽称“安福国会”，但安福系只是其中的多数党，占议员总数的七成左右。因此，徐世昌能以如此高的票数当选，固然得益于段、冯的支持，却也不能忽视他本身的感召力。一方面，他在政治上持超然态度，声望最高。另一方面，诚如孙中山所言，“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全国人民苦于军阀相争，都希望有一个“文人”做总统。徐世昌无兵无地，素称清流，正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因此他当选后，北方各省自然纷纷表示拥护；南方的军政府虽然反对，却只针对法统问题，并不否认徐是合适的总统人选；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威尔逊总统，也马上发来贺电，希望他早日谋求和平统一，以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
倒是他在美国留学的女儿闻讯后，马上来信劝他辞职，因为民国的总统还没有能任满五年任期的，足见是个政治漩涡，不如激流勇退。徐世昌本有政治抱负，自然不会理会这样的小儿之见，而他任总统几近四年，仅次于袁世凯，这已决非其女儿所能预料的了。
四、偃武修文
徐世昌从1918年“双十节”到1922年6月1日任总统，其基本执政思想为“偃武修文”。
北京政府议和总代表朱启钤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
仅凭这四个字，就可看出徐世昌比黎元洪和冯国璋更懂政治。黎总统本来是最合法的总统，却陷入府院之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冯总统则想以硬碰硬，结果只能狭路相逢输与勇者。但同样是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徐总统却聪明得多。他知道全国人民厌恶武人弄权，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昭示天下，此后若有不逊者，将不止是对总统不逊，而是挑衅全国人民。府院之争的痼疾居然就这样被化解了，实在高明！
当然，黎元洪和冯国璋之所以提不出这样的高明论调，也在于他们本来就是武人，“偃武”岂不就等于消灭自己！而徐世昌本来就是个文人，他的“偃武修文”不仅是个幌子，也是他的价值取向。
首先是“偃武”。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分裂，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军政府事实上处于敌对状态。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为了反映民意，熊希龄、蔡元培等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也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全国上下和平氛围浓厚。外部环境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南北和平动议，法、意等国接踵表示支持。徐世昌是在如此浓厚的和平氛围下当选总统的，即便是广州军政府，也在通电声明总统选举不合法的同时，善意提醒徐世昌不要被人愚弄。徐世昌从南方的反对电文中读出了友善之意，于是在就职15天后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他又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会商和议，最终使这些桀骜不逊的军阀们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次日，他发布了停战令，南北双方遵命停火。他十分高兴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
南北双方于次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和会，北方代表为朱启钤，南方代表为唐绍仪。朱启钤是实业家，与军阀的关系较淡；唐绍仪在1912年的南北和谈中是北方代表，如今却代表南方，是超然于军阀之外的北洋元老，且他与徐世昌的旧谊尚在。单就代表人选来看，是十分妥帖的。
但是和谈的基础十分薄弱，南北军阀均拥篲自重，互不相让，尤其是段祺瑞坚持亲日主张，拒不让步。到后来朱启钤知难而退，率团全体辞职，舆论为之大哗。各界纷纷奔走呼号，呼吁重开和谈。经徐世昌多方努力后，终于使朱启钤收回辞呈，并于4月9日复会且达成一个折中方案。但安福议员极力反对，致使和会再度停顿。不久“五四”运动因外交危机而爆发，为了一致对外，和谈恢复，并由双方代表联名致电巴黎中国专使请其拒绝签字。最后，唐绍仪提出八项具体要求：
一、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二、废止中日间一切密约。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之督军。
五、宣布民国六年（1917）年解散国会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组政务会议督促和议执行。
七、和会从速整理决定提出各案。
八、北方同意上述七项，即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
朱启钤认为第五条一定会遭到安福议员的强烈反对，于是要求南方先行放弃，其余各条可从长计议，唐绍仪当即拒绝。于是唐、朱二人达成默契分别辞职，和谈再度破裂。徐世昌以王揖唐取代朱启钤为北方代表继续谈判，但王揖唐与段祺瑞的渊源很深，处处维护段祺瑞的意志，和谈因此陷入僵局。
南北议和停滞，北洋军阀内部也矛盾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吴佩孚摧枯拉朽般杀入北京，段祺瑞被迫下台。徐世昌马上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其重要分子，于是南北和谈的最大阻碍被清除。恰好不久岑春煊从广东返回广西，并宣布撤销军政府，主张南方各省取消独立。徐世昌闻讯大喜，马上颁布了南北统一及筹办善后的明令，但随即就遭到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的通电驳斥。不久，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练兵北伐。南北议和就此告终，徐世昌的“偃武”政策遭到沉重打击。
除南北问题外，徐的“偃武”政策还贯彻于解决北洋军阀内部的问题上。他的指导思想是“以文辖武，废督裁兵”八字。具体而言则有：对南北各系首脑，承认其实力，确定其地盘，给予较高官职，或推崇之为元老辅政；实行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等。这些措施对于那些嚣张跋扈的军阀来说，直如与虎谋皮，不要说付诸实践，就是信口开河都不容易。徐世昌以一介文人，周旋于诸强之间，实在勇气可嘉。
事实上，徐世昌的“偃武”政策是弥足悲哀的，它原本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政治尝试，即所谓“以文辖武，废督裁兵”；但后来却蜕变成一种苟存于均势中的求生手段，即所谓“以文制武，保持均势”。在与段祺瑞共处中央之时，他为各系地盘的平衡曲舒费尽心机。比如，他以段祺瑞为边防督办，以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以满足段、徐的权力欲；又调开孟恩远，以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以笼络张作霖。总体而言，他想把皖系限制在西北，奉系限制在东北，直系限制于中原和长江，然后在这个三足鼎立的均势上再施行废督裁兵的政策。
当时段祺瑞常年把持中央政权，皖系在北洋各系中风头最劲，偏偏在对外立场上是亲日派，在内部问题上则有安福系的污点，是南北和谈的最大障碍。徐世昌深知这一关节，因此他对直奉二系更为热心。直皖战争的发展脉络是，吴佩孚公开在湖南前线与南军媾和，然后提师北上，一路痛骂徐树铮和安福系祸国殃民，张作霖、李纯等纷纷响应，不久，吴佩孚即大破皖军，直系和奉系同时进入北京。
直奉入城后，徐世昌仍想用“以文制武，保持均势”的老办法。由于直系稍强，他便接受张作霖的推荐，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以求两系平衡。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也是考虑到直系领袖曹锟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而且刚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想来不会公开反对。不想直系内部还有一个异数，即吴佩孚。吴佩孚之为人，从不乡愿，极讲原则。比如，他从来不承认徐世昌是合法的总统，即便在北京面晤之时，依然是拱手为礼，一连价地叫徐世昌“菊人先生”。如今，吴佩孚咬牙切齿地要赶梁士诒下台，表面上因为梁是亲日派，实际上是针对张作霖的。于是吴张二人用电报互相攻击，竟至互比文采，全国人民如看戏法一般啧啧称奇，叹为观止。徐世昌和曹锟都曾调停，但于事无补。不久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再一次显示了军事天才，风驰电掣般把奉军赶出了关外，直系独霸北京，均势被打破了。徐世昌深知不妥，暗劝奉军整装再战，不料张作霖发表通电，怒斥徐世昌为搬弄是非、坐收渔利的小人。
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徐世昌政治生命中的两大劫数，张作霖的电文将他的种种不得已之举统统斥为阴险卑鄙，使徐世昌的政治形象遭到严重破坏。而吴佩孚不循常理的出牌，又不经意间打破了徐世昌苦心营造的政治均势。于是，总统自然也做不成了。
说完“偃武”，再看“修文”。徐世昌素来以文治派自命，他做总统，自然要重用文臣，而排斥武人。因此几届国务总理如钱能训、龚心湛、颜惠庆、梁士诒、周自齐，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当时公认的人才，只有靳云鹏是个例外。钱能训辞职后，他本想请前朝翰林周树模组阁，但遭到段祺瑞的强烈反对，只好以陆军总长靳云鹏代之。但靳云鹏后来也反对段祺瑞对日妥协，并不惜辞职以对，因此对徐总统而言仍不失其位。总理人选如此，其他职务自然也是重文轻武，朱启钤任和谈代表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武人争雄，徐世昌既不能“偃武”，自然也做不到真正的“修文”。但他在许多方面修修补补，至少胜过破罐子破摔。他历来关心文教事业，曾说：“百年大计，莫如树人。古今之国，得人者昌。查五洲之国，其最强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要无地不学，无人不学。”早在前清年间，就曾聘请严修出任直隶省学务公所督办，在天津设立“劝学所”，发行《劝学月刊》，派劝学员赴各地游说督察，共建立学堂40多所，以至于凡5000户的村镇，至少有蒙学堂1处，学额至少40名。他还主张在天津的中小学普及美术、音乐、舞蹈、体育课程，并对天津的学制建设到课程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外，他还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并捐赠大量图书。十几年后，他已贵为总统，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文教事业。他派严修、张伯苓赴美、欧、日考察教育，严、张回来后汇报道：“洋人的教育，本着为事选人的原则，如此一来，即便人出现变化，事也不会受到影响。而我们的教育，为人选事，因此人一旦出现变化，事也随之废止。”徐世昌深以为然，于是本着这一宗旨发起创办了南开大学。他还号召曹锟、李纯、王占元等捐款助教，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十分宽裕，仅天津一地就累计达到480万两白银。他还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接触，以每年两万法郎之数在巴黎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宣传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轰动。他本来计划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首都都创办中国学院，因过早下台而未能如愿。
在“五四”运动中，他迫于压力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人的职务，释放了陈独秀等政治犯，并签发了对蔡元培的挽留令。他对学生抱有同情心理，曾说：“学生伤人纵火，确属违法；但是青年人血气方刚，误入歧途，考虑到他们也是出于一片爱国之情，应加以抚慰而不是惩罚。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