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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印
他在演说中，表示若张彪来投，则可让出都督职务，也与宋江动不动就要让出头把交椅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即向张彪发去劝降书，云：“种族之界，严于君臣。大义之行，可以亲友。”结果被张彪怒斥一通。
不日，黎元洪在接见《大陆报》记者埃德温·丹格尔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以美国为榜样建立共和制度。满洲统治者从未公正对对待汉人，只是镇压、屠杀，因而才激发了革命。我虽然早就知道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但并未参加，更不曾想到会成为党人的领袖，如今我要做的，是尽量减少革命中生命的牺牲。等建立共和国家后，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以及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一番高论，令这名记者十分叹服，即在报端声称：“如果没有黎元洪，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表明，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革命党人多年轻气盛，立宪派雅不愿与其合作，便拟订了一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军政府分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都督掌军政大权，立宪派掌民政大权。黎元洪尚未置可否，革命党人已将该条例扔进废纸篓。这时，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居正、谭人凤来到武昌，劝说湖北党人接受立宪派的《暂行条例》，并安排祭天大典。
武昌湖北军政府原址
10月17日，祭天大典在武昌阅马厂中央临时搭建的祭坛上进行。黎元洪戎装佩剑，缓步登台，宣读了振聋发聩的誓词：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与五洲各国立于平等，同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台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百姓和士兵们山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走下高台，在众人簇拥下骑马绕场一周，接受欢呼。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在三天半内持有不合作态度，但其态度一旦转变，对革命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于他的威望足以起到稳定军心和民心的作用，就是他的才具也远非那些年轻气盛的湖北革命党人所及。他对外国记者能侃侃而谈，对革命立宪两派都能折冲樽俎，确是不二的都督人选。诚如梁山泊的宋江，论造反精神，论武功，都远不是第一等的，但是他一旦坐了第一把交椅，却能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能招揽朝廷的优秀人才，使梁山事业蒸蒸向上，这是晁盖等人万万做不到的。黎元洪与宋江，在上山之前和上山之后，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黎元洪有一点与宋江截然不同。无论梁山事业多么蒸蒸日上，宋江归根结底还是要“受招安，心方足”；黎元洪则不然，他一旦接受共和，便终身以共和为理想。后来，他经历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多次面临生死抉择，他都毫无动摇，甚至曾经举枪自杀，以殉信念。因此，黎元洪之“上山”，比宋江更为彻底。 四、杀武案
黎元洪主政武昌后，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南下的清兵。起初，奉命讨伐湖北革命军的将领是满人荫昌，但由于他所率领的北洋第一镇是袁世凯的嫡系，又被革命党人灌输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满人打汉人十分不满，故军次孝感后，即裹足不前，鼓噪不已。荫昌的指挥完全失去效力，遂报告朝廷。朝廷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北洋军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派往前线督师。
湖北新军与北洋军曾在两次秋操中较量过，彼此不算陌生，但是北洋军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装备得以不断更新，而湖北新军在张之洞走后，却总是捉襟见肘。到了辛亥年间，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何况湖北新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处于劣势。袁世凯一到前线，北洋军士气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一个月收复汉阳。此时，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以“养敌自重”。在此期间，革命军曾几次反攻，试图夺回汉口，均遭失败。可见，战争的节奏掌握在袁世凯和北洋军的手里。这段战事，史称“阳夏之战”。
而阳夏之战中，革命军方面的总指挥，其实是黄兴。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受到了黎元洪的热烈欢迎，委以战时总司令之职，全权负责防守和反攻事宜。湖北民军或有不服黄兴指挥者，黎元洪均善言劝导。他又采取刘邦、韩信登台拜将的办法，在阅马场高台之上，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这样一来，不仅打消了湖北党人对黄兴的怀疑，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威望。
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革命党人，由于与黄兴、宋教仁等有旧交情，又认为黄兴才是革命党的领袖，故黄兴等一到武昌，即积极筹划换督之事。胡瑛、蒋翊武、杨王鹏等甚至认为，应推举黄兴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元首，如若不然，至少也应该是两湖大都督或南方军总司令，地位在黎元洪之上。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孙武、刘公、蔡济民、吴兆麟等人的强烈反对，孙武反驳道：“黄兴素有威望，人所共知，但初到武汉，情况不熟，而且又非湖北人，自不应居于黎都督之上。黎都督此次起义以来，名播华夏，且黎都督为湖北人，革命军以独立为号召，鄂人治鄂，名正言顺。”吴兆麟则说：“大敌当前，内部不宜遽变，黎都督若去职，人心必乱。且黄先生是革命领袖，日后革命成功，再由同志推举为全国领袖，前途远大，必不会计较这区区都督名义。”对于这些争论，黄兴自己剀切陈情，自愿担任总司令一职，受黎都督指挥。总之，在阳夏之战中，黎元洪和黄兴的合作是顺利而愉快的。
不久，黄兴因战局不利，提议放弃武昌，顺江而下，与江苏党人会合后北伐。此议遭到了湖北党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乃抱愧返沪。众人或不满其做法，黎元洪又尽力为黄兴辩解，但此时，武昌的城防大任已落在了他的身上。此时，清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楚有”号等十余舰只横弋武汉江面，并曾炮击革命军。萨镇冰是黎元洪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黎元洪便以这层关系，给老师写了一封感情摇曳的信。他在信中说，自己出任革命军都督并非自愿，但党人和民军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以及百姓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令自己大为感动，于是才下决心跟从革命的。他在信末又说：“元洪并非为私事，而是为四万万同胞请命，如今满汉存亡，就在于老师您一人了。”萨镇冰读信后，长叹道：“真不忍见到同胞骨肉相残。”从此，诸舰的炮弹只射往荒郊野外。不久后，萨镇冰麾下的所有舰只都投向革命。
袁世凯复出前，在洹上村听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时率军南下顺道来访的荫昌认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则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作为北洋军的家长，他对在两次秋操中胜出的南洋将才黎元洪的印象不可谓不深刻，再加上他早就定下了“养敌自重”的策略，因此两军对垒时，就不愿将黎元洪作为一个硬碰硬的对手。他先派黎元洪的故交刘承恩做说客，说朝廷已经立宪，且开放了党禁，不如见好就收云云。黎元洪收到信后，即轻蔑地掷于地上说：“要讲和，只有等革命军进了北京城时，才或有可能。”他干脆写信给袁世凯，先是一语道破袁的心机，说他“佯装中立，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欲收渔人之利”，然而他话题一转，又写道：“公若能来归，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后人或有据此信认为黎元洪为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虚总统位以待袁世凯倒戈来投，是当时在党人中甚为流行的观点。如阳夏之战中的黄兴就曾致信袁世凯，劝他回师直捣黄龙，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
黎元洪对袁世凯本无好感。当时，有党人认为袁世凯有可能为革命所用，黎元洪反驳道：“袁世凯是枭雄，又有北洋六镇做资本，是不会受制于人的。”因此，当袁世凯第一次派使求和时，黎元洪即坚决拒绝，并晓之以民族大义。他说：“若要和谈，首先必须要满洲皇帝退位。满人入关之初，即屠杀我汉人。按理我们就该杀完满人来报仇，但如今我们只要他退位，已经够对得起他了。宫保此时出山，任内阁总理，正中了朝廷令我汉人自相残杀的毒计，曾国藩、李鸿章是前车之鉴。”
北洋军攻占汉阳后，扬言要炮轰武昌。迫于压力，黎元洪的态度不得已而转变，他先命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敦请英、美方面调停，随即又正式发出停战呼吁。袁世凯马上响应，将主张继续进攻的冯国璋调开，易以段祺瑞。袁世凯是要“养敌自重”，革命军方面是要“虚席以待（袁世凯）”，双方十分默契，停战范围从湖北扩展至全国各省，停战期从15天续至30天，到12月18日，南北双方开始在上海进行正式的和谈。
伍廷芳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外交家”
在停战期间，袁世凯本以湖北方面及黎元洪为主要谈判对象，函件中均写明“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故北方代表唐绍仪先期抵达的和谈地点是武汉，并与黎元洪在毡呢厂会晤。但南方代表伍廷芳坚持以上海为和谈地点，北方和湖北方面无奈，只好让唐绍仪去了上海。可见，除湖北同志外，革命党人还是未能把黎元洪当作自己人，因此，武昌作为首义之城，却终究不能成为革命政治的中央。
武汉与上海为争中央地位，一度出现裂痕。早在11月9日，黎元洪即通电各省，要求选派代表赴鄂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然而两天后，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便联合通电，倡议依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十三州会议”的办法，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以总揽内政外交。于是，各省革命党人出现了兵分两路的情况，苏、浙、闽、湘、直、鲁、豫、沪诸省趋上海，赣、粤、桂诸省趋武昌，而上海方面抢先在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冠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号。
上海方面且致电黎元洪，要求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武昌才是首义之城，传檄布于天下，已获各国承认，江浙只是响应而已，岂可越俎代庖。上海方面自知理亏，于是退了一步，明确承认政府设在湖北，但坚持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仍表示反对，认为政府和代表会议理应在同一地方。他为拉拢上海方面，特地任命沪派的核心人物张謇为财政部长，以沪派的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首长，又派居正等人赴沪游说。
历史上的陈胜起义，只因为是首义，农民陈胜便被天下人奉为共主。后来，楚国贵族项梁想立楚怀王为帝，还得先问清楚陈王到底有没有遇难。因此，首义之功功莫大焉，这正是黎元洪今后最大的政治资本。
终于，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