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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家和编辑们可能不同意，我还是将我写传记的原则作为此次讨论的基点。
首先，应按时间顺序记述人物生平。单独来看，人物的许多活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若从行为的统一性来看，后面的行为最终是前面行为的结果，这些行为就变得有章可循了。换言之，作者应还人物以生活的本来面目，以时间顺序写作能客观地再现人物。
如果有特殊需要，必须打破年代顺序，那么把它放在第一章是较为明智的。在此，作者试图为读者确立一个主题，构建一个有助于他们理解人物的结构框架。我将阿曼德·海默尔传的开篇场景设置在1976年，罗斯·安赫雷斯的审判室，这时他年近38岁。此章之后，全书都按年代顺序编排。
第二，如果多付出一些努力，就有可能发现重要资料，优秀的传记作者绝不会满足于拥有二手材料，他们会跑几英里对全部材料进行核实。有些作者为图省事，对某个时段文献的空白或不完整的信息不愿加以核实，而轻信传闻，或报刊、自传上史实的文章。有责任心的作者应指出这些资料中，可能存在的夸大其辞处和不可靠成分，告诉读者真相。报道经常与事实有出人；传闻易为私怨蛊惑，为无知扭曲；自传中常有许多重要的东西被忽略掉了。
第三，成功的传记应提供有助于解释主人公生活的时代背景，威利亚姆·亚伯拉罕（《赫尔贺·奥尔威尔传》的作者）曾说：“一个人不可能与周围的世界无关。奥尔威尔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直接的关系，他深刻地感受着他生活的世界。西班牙内战便是其生活的中心事件。”
有时，生活背景又被过分地渲染。安东尼·艾德蒙谈到，认真负责的传记作者会走一条中间路线：既将主人公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又突出其个性。例如，在乔治·华盛顿的传记中，对印地安人的战略描写是合乎情理的，但也只是写到华盛顿对此了解的程度上，未作过多的渲染。
第四，作者应避免做“事后诸葛亮”，而脱离年代背景。有些作者倾向于用现在的眼光评价主人公当时的行为，好像事情刚发生不久。我以为，作者不应该倒回主人公的生活中去，指指点点。
第五，传记作者对主人公应抱有同情心，甚至要移情于他，至少要认识到对主人公持厌恶感的后果。伯纳德·克瑞德的警告对于那些专门爱挖掘阴暗角落的记者是很贴切的：“传记作者一定要富有同情心，否则就要与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相处那么久，很长时间过着阴郁的生活。”
同情并不等于爱。没有人期望阿道尔夫·希特勒或暴君尼禄的传记作者去爱他们的主人公，但为这些令人生畏的魔头写传一定要试图以主人公的眼睛看世界。
最后，对某个人行为的解释是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学家艾伦·奈文思曾评论说：“几乎所有人的行为和性格的意义都要随观察者的喜恶而定。琼斯是一个狡猾多变、犹豫不定的人吗？或者他只是习惯于从正反两方面看待一个事物？表面的动摇决不表明他的坦率和容忍。”
第六，如果可能的话，传记作者应尽量减少对主人公的心理分析。我们对自己的配偶、父母或子女在想什么都很难有确切地了解，怎么能随便猜想很少谋面甚至从未见过的人的想法呢？
一个世纪前，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中有力地写到：“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谈只占他生活的极微小部分。真正的生活是在头脑中度过的，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知道。每一天，他的头脑之磨不停地旋转，不是别的，而是思想构成了他的历史。其行为和言词只是可见的星星点点的雪山与浩瀚的海洋，散布于其内心世界的薄薄的外壳之上，它们如此微不足道，只是覆盖他身躯的一层皮肤而已……传记作品就好像是这个人的衣服与钮扣，一个人真正的传记是不可言传的。”
一位评论者称我为阿尔曼德·海默尔做的传记是“不动声色、价值中立”的，我不认为这意味着赞扬，但的确道出了事实。
第七，一旦深人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作者必须首先承认人这种动物的复杂性，继而解释这种复杂性。不管你是否赞同马克·吐温关于撰写传记的那些话，它都是真理。
作者必须认识的复杂性包括：他们的主人公，即主要角色，并非是静止不变的。优秀的传记中，次要人物总是围绕着主要人物展开活动，随情节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主要人物的行为。作者需尽力理解这出戏中所有的角色，而非领衔主演者一人。
如果作者已确立了一个主题来解释人物的一生，一定不要犯简化论的错误，即：力图以此解释人物的每个想法、每个行动，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雷奥纳德·白思汀的传记作者乔安·彼瑟说道：“最近写作时，我甚至不能确定自思汀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可能同时扮演两种角色。”
基于这种考虑，作者必须赋予作品一定的伸缩性。传记毕竟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对生活的一种安排和解释。作者若不设定一个主题，作品就会杂乱无章，自相矛盾，所反映的生活缺乏内在统一性。计划一旦选定，作者就要在这个框架内写作，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包含与论题相左的材料。
第八，传记作者在填补资料空白上应抱诚实的态度。每个人的生活在公共记录上都会留有一些空白，即维多利亚·格兰了所说的“谎言与沉默”。这种时间脱漏会导致传记作者对文献丰富的时段大肆渲染，而对资料匾乏的时段一带而过。
第九，传记作者对作品适宜的长度应作出硬性规定。有时，将大堆可信的事实、合情合理的假设（有时相互之间可作替代）列出来，有助于弥补缺乏可信性与合作精神的人物资料的不足。
为保证传记有一个适宜阅读和发表的长度，必须在大量资料中进行筛选，这需要很高的技巧。现在，总统图书馆中有成千上万的文献、音频视频磁带、能够在几秒钟内搜检上千种出版物的商业电脑数据库，以及其他大量的信息资料，因此，这项任务在当今尤为艰巨。
第十，优秀的传记作者将风格与素材看得同样重要。许多为当代人写传的作者仅靠时间迁移，就能发现具有吸引力的新材料。但少数技艺精湛的作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要知道，将生动有趣的生活以陈旧的文体再现出来，实在是太常见的事。
用于表现“感受”的写作技巧，有一些是从小说中借用过来的。传记和小说同样涉及生、死、爱、恨这些人类重大的情感和事件，以及大量的精神困境。使用的技巧也有相同之处，如：置于某种地理环境下的一幕幕场景的变换，主要人物的外貌刻画、对白、想象、象征、反讽，对比，根据每个人物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人物传记蜂涌而上的浪潮中充斥着大量二流作品。信息是否真实或能否被证实，对于传记写作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太多的作者忙于挖掘阴暗面，忘记了在同样的材料中，他们可以找到珠宝。他们掉人了扎克思·巴尔松所描述的陷阱：“林肯用威士忌迷惑格兰特的对手，许诺如果喝威士忌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要发给每个将军一品脱苏格兰威士忌。然而格兰特并非是侥幸打赢了这场战争的酒鬼，他是一个碰巧嗜酒如命的军事天才。同样，所有传记中有缺陷的人都不是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他们身上的另一面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像我们常见的那些人一样，是被一些偶然因素损害了的白壁微瑕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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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个传记作者的经历
更新时间2008…9…1 17：16：07 字数：3489
我坚信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但我不知道若缺乏对人物内心生活的兴趣，如何能为他立传，内心世界才是我们大多数时间生活的地方。
——贝蒂娜·德罗
在写作过程中，一旦发现历史能唤起想象，我便充满好奇心地利用了自己的经历。例如，“大萧条”时期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决定为当时的作家阿尔格林写传记。大学毕业后，阿尔格林为寻找做新闻记者的工作，在西南部漫游，正如我二十出头时，适逢70年代，许多迷失的青年为寻找不甚明确的人生意义，徒步在各个城市旅行。我曾在大篷货车里露宿，有时住在森林中失修的旅舍里。描写阿尔格林在大萧条期的生活，我再次感受到在一个幅员广阔而人情冷漠的国家那种漂泊的感觉。这里文明的中心只靠高速公路联接，没有一个悠久的历史能为人指点方向。阿尔格林从“大萧条”期的衰颓认识到所有被灌输的有关美国的想法都是谎言，幸好，这些移情的情节出现在本书的早期部分，由此，我了解到如何以一个沉默的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于情境之中。
我阅读大量有关大萧条的背景材料，以至于差点儿陷在里面，但不久我就发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魅力。对于阿尔格林来说，漫长而令人伤感的30年代和40年代终于过去，这期间阿尔格林经历了5年失业，一次自杀未果，一次失败的婚姻，一部不错的小说，另一部还相当棒，以及在军队中度过的牢狱般的生活。阿尔格林终于进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噢，夜晚，青春，巴黎，还有月亮广写这一部分时，我在致朋友的信中感慨万千。1947年后，阿尔格林在芝加哥的贫民窟找到了栖身之地，有充足的时间观察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创作出他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并与西蒙娜·德·波伏瓦陷人情网，到巴黎旅行，获得国家图书奖章。随着纳粹战败，这一切成为可能。然而这是一段短暂的时光，不久冷战的铁幕降下，将这一切击得粉碎。
在图书馆里，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调查研究工作，在俄亥俄州我花了数小时，仔细研读阿尔格林的文章，将许多下午消磨在档案馆不通风的书库里破烂的桌子前。除了重建甚至阿尔格林都可能记不清楚的某个时期，我忘却了一切。通过采访，我认识到在回忆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时，一般人的记忆是多么不可靠。我喜欢读阿尔格林的信件，它们为那些具有重大心理价值的事件提供了简洁的参考。从那以后，有关阿尔格林的发现更有收获，虽然他身为记者，有时记记笔记，但从不写日记，除了一次在波伏瓦的鼓励下。他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面对世人所表现出的强硬面孔，他掩饰的是其内在不可思议的敏感和异常柔弱的自我。
正如我所表白过的，阿尔格林最初是作为大萧条的产物而吸引我的，现在我觉得将我拉近他的原因很有趣。我将他看作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维护弱者、争取社会正义的激进主义者。当然他是这样，但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假如说他首先是个诗人，那么同时他也是赌徒，容易陷人意气消沉，对恋爱关系具有破坏性。实际上，正是他那些让我震惊的事实，最终使我产生了兴趣，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题材。虽然我坚信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但我不知道若缺乏对人物内心生活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