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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讲的这些都是美国“酱”的核心秘密，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值得我们珍藏和培养。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欣赏这些可贵的东西，我们需要和外界人士交流心得，比如印度Wipro公司的维韦。保罗（Vive Paul ）。“我将给你列的清单上再增加三点，”
他对我说，“一个是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我们经常忘记美国的这一特性，“说到做到—创建—破产—重头再来”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事情。这种社会状态举世无双，我们的开放性是一笔巨大财富，也是吸引众多外国朋友的地方，在他们国家会有各种限制。
保罗说，第二点就是“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进一步鼓励人们提出新的观点。平坦世界的机制可以激励新产品或程序的开发，因为它们瞬息之间就能达到全球规模。但是，如果你是新观点的提出者，你自然希望知识产权得到保护。“没有哪个国家会比美国更好地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Paul 表示。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创新者希望来美国工作和注册知识产权。
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法。解雇夕阳产业的员工越容易，朝阳产业就越容易招到雇员。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特别是在将美国劳工市场和严格监管下的德国劳动市场对比之后就更会有此感。德国政府对雇用和解雇都有严格的限制。美国能在机会最多的地方迅速投入资本和劳动力，在前期投入已获利不多的情况下迅速重新配置资源，这些灵活性都是平坦世界中所必需的。
美国“酱”还有一个秘密：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消费者市场，拥有最多的“初体验者”。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介绍一种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服务，你绝不能漏掉美国这个大市场。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将拥有十分稳定的就业来源。
如果你想对所有这些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造成的静效应进行总结，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信任。它们创造和带动了很高的信任水平，这也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从多方面来看，信任是美国“酱”中所有成分的产物。
LRN 公司的创建者多弗。塞得曼（Dov Seidman ）称：“我们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国家，因为我们同意受制于反映在制度和法律上的价值观和原则——这些比任何个人都更有权威且更持久。”LRN 这家公司为全球企业提供伦理和治理建议，这些内容我将在第十一章中讨论。这些模式和制度使一切具有可预测性，进而导致了信任的产生——相信创新将受到保护、相信货币稳定、相信我们的法律体系。塞得曼认为，所有这些推动了创新。
为什么呢？因为在信任度很高的社会，诸如美国，人们知道他们可以依赖某些规则和原则框架来管理他们的个人和商务生活。“如果你从沙地上跳起，另一个人从硬木上跳起，”塞得曼问，“谁会跳得更高呢？当然是那个从硬木上跳起的人。信任就是那块硬木。它给你带来的可预测性让你可以跳得更高……没有信任就没有冒险，没有冒险就没有创新……如果你想让更多人承担创新带来的必要风险，那就需要更多的信任。”信任度很低的社会将不会产生持久的创新。
在平坦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复杂问题也日渐得到解决，拥有信任度很高的社会更将是一种优势。
“在合作性的世界，拥有充分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塞得曼补充说，“因为人们越信任对方或他们的领导，他们就越有可能合作愉快。”
美国确实已成为全球重要的会合点之一。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结交，学会互相信任并建立水平性质的朋友和联盟关系。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受过教育的一名印度学生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家软件公司，由此结成的这种信任和理解关系对于未来的合作确实至关重要，即使有朝一日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没有什么能比耶鲁大学将研究工作外包到中国更能说明这一点了。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向我解释说，耶鲁大学在中国有两大研究中心，一个在北京大学，另一个在复旦大学。列文说：“这种机构间合作关系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校方的行政命令，而是来自学者和科学家个人之间的长期友谊。”
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合作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呢？列文说，首先是因为耶鲁的一名教授许田和两大机构都很有关联。他在复旦读完本科，然后在耶鲁拿下博士学位。
列文解释说：“许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五位合作者都曾接受过耶鲁大学的培训。”
其中一位是和许教授一同在耶鲁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一位在徐教授耶鲁同事的实验室做过访问学者，另一位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耶鲁，并回复旦拿的博士学位，还有两位在徐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同样的，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成立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也有着类似的故事。
徐教授是遗传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已从国家健康协会和休斯（Howard Hughes）
基金会获取专项基金用于研究遗传学和癌症及其他神经变性疾病的关系。这种研究需要大量实验支持，需要在动物身上研究基因突变问题。列文解释说：“为了找到导致某些疾病的特定基因，你需要测试很多基因，你需要做很多试验。人力的增加自然是很大优势。”因此，耶鲁实际是通过创建复旦… 耶鲁生物医药研究中心将实验工作外包给了复旦。每所大学都自行担负劳务和研究费用，所以它们之间不需要资金往来。但是中国方面主要从事的是基础技术工作，需要的是大量技术人员和实验动物，这一研究成本要比耶鲁低得多。耶鲁方面主要从事数据分析这种高端工作。通过合作，复旦师生和技术人员可以接触到高端研究，耶鲁也可以得到大规模试验的支持。如果耶鲁试图在（学校所在的）纽黑文市建成与复旦同样的研究规模，其成本将高得吓人。而且，像这样的项目在美国的支持实验室只会有30名技术人员，但在复旦会有150 人。
“收获是双向的，”列文说，“我们的试验人员得到的是显著提高的生产效率，中国方面则培训了他们的研究生，而且他们年轻的教学人员也和我们的教授成了合作者，后者都是该领域的领头兵。这一合作给中国增加了人力资本，给耶鲁带来了创新。”
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可以互访，所建立的关系无疑为未来得更多合作作好了铺垫。与此同时，列文补充说，在合作过程中耶鲁也做了很多法律准备，以确保耶鲁能获得其中的知识产权。
“科学没有国界，”列文说，“这种类型的国际分工是很合理的。”他说，耶鲁大学坚持认为，中国实验室的工作条件是世界一流的，并且双方的合作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各项设备的质量。“实验室动物的生活条件也达到了美国标准，”列文说，“这里不是老鼠的血汗工厂。”
如果将上述内容综合到一起，你就能拥有美国的神秘“酱”，它由以下成分混合而成：制度、法律、能带来信任的文化模式、创新以及让我们能不断给经济增添活力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合作关系。平坦的世界没有什么让美国人不能应对，只要我们卷起袖子以正确的方式教育我们的年轻人并且不断丰富我们“酱”。我们是在这样做吗？
这是下面两章要谈的内容，但让我给你一个提示：答案是否定的。
第八章 静悄悄的危机
在以前的奥运会比赛中，美国队很少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现在看来，美国人应该逐渐适应这种情况了。
——摘自2004 年8 月17日美联社发自雅典奥运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美国男篮以微弱优势战胜希腊》
中国人现在对我们国家处在衰退态势中深表同情。很多中国朋友向我提及了他们的谚语：“富不过三代”，他们难以理解美国为何变得如此的无秩序、无理智和无节制。“莱温斯基丑闻”在他们眼中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时间浪费，他们过去的皇帝可以有成千个妃嫔。中国人同样惊叹美国人允许自己借贷泛滥，让公立学校赤字运行，而媒体只对喂食管、影片《十戒》和如何做到多吃不胖感兴趣。
——美国商业协会中国理事会前主席詹姆斯。麦克。格雷高（以前是一个驻华记者，现在在中国经商）在2005 年7 月31 日《华盛顿邮报》如此写道。
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正在和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与其他国家男子篮球队同美国男篮在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已不相上下的场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众多NBA 明星组成的美国男篮，在输给波多黎各、立陶宛和阿根廷后，只拿到铜牌，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在此之前，美国男篮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只输过一场比赛。曾记否，美国当年指派全美高等院校体育协会的学生球员参加奥运会篮球比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学生球员足可以摆平其他国家的全部参赛队伍。再往现后，挑战出现了，我们开始派出职业球队出征，而职业球队也逐渐受到挑战。
因为其他国家的球队在不断地学习，知识技术的传播越来越快。其他国家球队的教练可以从因特网上下载美国球队的训练方法，并通过卫星电视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收看NBA 比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可以通过ESPN体育台观看精彩场面的录像。
由于导致世界变得平坦的因素相互交织，大量的初露锋芒的篮球天才从世界各地来到了NBA 的赛场，这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中国、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球员。当奥运会开始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用他们在美国磨练出来的技术为国家队效力。所以，20年前美国在奥运会篮球赛场上的优越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NBA 的技术水平正日益变成香草冰激凌。如果美国想继续在奥运会篮球比赛中保持统治地位，我们必须在技术上再上层楼。过去的标准已经成为历史。如同IBM 的乔尔·
考利对我说的：“球员一个个单挑，来自立陶宛或波多黎各的篮球队员还不能与美国队队员相抗衡，但是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整体作战时，当他们之间配合的比美国队更流畅时，其对美国队是极具威胁性的。”
2004 年8 月26日，体育专栏作家约翰·范因斯坦在美国在线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男篮的表现是其他国家篮球队水平提高和美国篮球水平下降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篮球水平的下降又是两种长期趋势发展所导致的。
第一个趋势是篮球基本技术的退化。美国的孩子们只是想通过投三分球或者扣篮得分——这些场面你可以从ESPN 体育台的精彩场面回放中看到——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如何精确地传球、如何找到空档在拉扯中跳投或者摆脱大块头上篮。这些技术需要经过大量艰苦的训练才能学会。范因斯坦说，今天这一代美国球员崇尚的是玩的精彩，而不是技术的基本功，他们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球员逐渐进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NBA 球员对参加奥运会比赛提不起精神来，”范因斯坦说，“自1984 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