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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欧洲不仅为王朝斗争，也为宗教斗争所分裂。正是在 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公开反对教会的某些做法，从而导致一场后来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地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阵营的运动。由于路德拒绝放弃其主张，查理于1521年宣布路德为歹徒。但当时，土耳其人正向多瑙河上游进逼，在1529年，他们实际上已包围并几乎攻占地处欧洲中心的维也纳城。查理不得不在土耳其人的猛攻面前首当其冲；这就阻止他迅捷对付新教异教徒。待到查理能抽身对付时，他们已与中世纪时期的其他各种异教徒运动迅然有别，强大得教人无法把他们消灭。经过旷日持久的反新教徒斗争之后，查理被迫于1555年接受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该和约允许德国各诸侯和城镇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作选择。
第二年，查理五世退位，隐居于一家修道院，他失望了。他已对付不了那些极其巨大、使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他将奥地利及其属地传给其弟斐迪南（斐迪南还被选为继查理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将帝国余下部分——西班牙、意大利属地、美洲殖民地以及包括尼德兰在内的勃艮第领地———传给其于腓力二世。腓力同他父亲一样，是个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他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法国的王朝斗争，还继承了和新教的宗教斗争。奥格斯堡和约仅适用于德国，因此，当新教传播到北欧其他地区时，新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发展起来。尼德兰的情况尤其如此，腓力试图强迫那里所有的臣民接受天主教。 1567年，荷兰人反叛，由此产生的一场剧烈的斗争到1598年腓力去世之际仍在蔓延。此外，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腓力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来进行，而且，这场战争不仅在陆上进行，也在海上进行，不仅同荷兰人打，也和英国人打。
除这些王朝势力和宗教势力之外， 16世纪的欧洲还深深地受到经济竞争的影响。整个欧洲贪婪地注视着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进西班牙的金银。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都希望同日渐发展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尽管教皇亚历山大已将海外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作了划分。因此，英国人论证说：“尚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领土要求只有在业已有效占据的地区才会得到尊重。同样，法国人坚决认为“在西班牙国王未曾占有的地带，他们〔法国人」不该受到干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亦如此，他们也不会同意被剥夺海洋或天空。”
荷兰人进行叛乱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腓力向尼德兰征收繁重的税，并为了西班牙的商业利益，对荷兰人的商业实行限制。同样，英国人援助荷兰人，不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们预计，如果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控制被打破，西班牙殖民地就会更易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攻击。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可由以下事实表明： 1562年，即荷兰人开始叛乱的5年前，约翰·霍金斯开始其著名的航行，非法将一船奴隶贩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回来时成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1564年，他又将另一般奴隶贩运到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地峡，返回时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他的第三次远航因受到西班牙人的伏击，惨遭失败。但是，霍金斯作出了示范，以后数十年间，英国船长们在援助荷兰人的同时，还劫掠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1588年，腓力为了报复，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伊丽莎白的富有经验的船长们击败无敌舰队，从而打破了腓力欲使天主教西班牙统治欧洲的希望。10年后，腓力和他父亲一样，失望地去世了。西班牙再也没能从这一世纪人力物力过度的、无效的浪费中恢复过来。
现回顾起来，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主要角色。这与英国后来实行的颇为成功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有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涉。这种战略使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发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集中注意力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最终结果是，英国人能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
八、伊比利亚的衰落：起因和征兆
虽然伊比利亚国家无可置疑地为国外纠纷所削弱，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长期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相反，这些帝国同母国一样，作为母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
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章第三节），使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投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 16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以往，大西洋贸易一向由随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塞图巴尔的盐。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受到促进，然而，约 156O年前后，工业的发展停止了，随即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似乎颇有停常理的是，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微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余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 2％，他们却拥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的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较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大地黯然失色。因此，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任何绅士的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世纪中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这一衰退结束了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经济落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的任何可能性。它也注定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 90
％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的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话，通过代理人来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这番抱怨话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随即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对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剥削，使调整西班牙半封建的、以陆地为基地的、贵族的经济和社会成为多余之事。… 1600年以后，当欧洲诸维新国家正在对关于特权、“专制国家”、战斗的教会、公共权力的私人收益享用以及堪称财富的是金银而非产品的观念和做法来示怀疑时，这些惯例和观念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扎下新的根。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七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 1600…1763年
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国王弗兰西斯一世
1600至1763年期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葡两国。这一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首要意义。它使西北欧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最生气勃勃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的实践和制度成为各地诸民族的典范。
西北欧的世界霸权实际上直到 1763年以后才实现。但是，1600至1763年是为这一霸权奠定基础的阶段。正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