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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
这使人们大开新的眼界，当时一些著名旅行家的业绩可表明这一点；他们利用穆斯林市国和蒙古帝国境内的和平与安全，来回横穿欧亚大陆，周游各地。西方最闻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 1254…1324年）。他曾为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效劳，任中国某城市的总督，那城市有居民百万；当他出游25年后返归故里、将自己的种种奇遇告诉同胞们时，他们都惊讶不已。游历范围更广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参拜圣地麦加，然后经撒马尔罕旅行到印度；在那里，他当过法官，也出使过中国。后来，他回到摩洛哥，又继续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后抵达延巴克图。景教僧侣拉班。
巴·索马的闻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于北京，他的旅行是由东往西，横穿欧亚大陆。1287年，他抵达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蒙古朝廷，然后经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他曾受到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接见。
在欧亚大陆内部，这种一体化和相互影响的进行并不是连续不断的。诸帝国盛衰不一，时兴时亡；交通渠道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时畅通，有时阻塞。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曾繁荣一时，但随着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崩溃，衰萎成一道涓涓细流。同样，欧洲商人由于蒙古帝国过早的四分五裂，也不能长久地步马可·波罗的后尘。不过，事实仍旧是，在整个 1500年以前的时期里，与非欧亚世界诸分散、孤立的地区相比，欧亚大陆是一个生气勃勃、不断自我更新的整体。
欧亚大陆内部各地区与世隔绝的程度与世界其余地区相比，具有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世界历史来说，最为重要。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曾发表评论，指出这种根本差别的意义。他说：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换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如果将这一假说应用于全球，那么，所有较大集团中发展最迟缓的应是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是发展最不受阻碍即最先进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它们相互间不断交往，而且交往的范围日益广泛。当然， 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亚的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又有高度发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非洲黑人呈现了相似的多样性，不过其总的发展水平更高；最后，处于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欧亚大陆的非常先进、复杂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东亚的儒家文明。
如果博厄斯的假说仅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么，它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东会在历史上居首位。中东正好地处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一直是开人类进步之先河的地区。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农业、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发源于中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东发展起来的时间早在约公元前 3500年前后，在印度生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而在中国和西欧开始生长的时间则在最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东端，西欧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西端。
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马姆斯伯里的）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 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这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胆怯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始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尤其是若考虑到他们早先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仅一般而已？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
—— 阿诺德·J．汤因比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 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 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 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 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 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