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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日甚一日地从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职责是施弄巫术，为大家祈求利益和幸福。今天，在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在南非的游牧民族市希曼人中，在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中，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一画，是描绘巫师的最早的画。这幅画现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可怕的杰作”。画上画的是一个男子，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象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还拖着一条马尾巴。这幅画的附近还有一些别的画；这些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满载而归，并鼓励他的听众们去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象后来的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那时还供养不起。也就是说，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有很大的社会凝聚力的神学。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很模糊。宗教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抑制。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希望人类能控制它们的愿望，不仅在宗教中，而且在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非凡的洞穴壁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分布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以大猎物如野牛、熊、马、毛茸茸的犀牛、猛犸和野猪等为题材。画面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显然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居住在山洞的前端，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显然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可以因此使自己得到某种魔力。
用图象来表示自己所想望的东西，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原始人中间也很盛行。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斯教授， 1905年在刚果由一伙俾格米人带路，进行探险时，曾亲眼见到过这种令人吃惊的图象。他说：
给探险队带路的俾格米人共三男一女；他们领了一星期左右的路，很快就同我们处得很好。一天下午，我发现贮藏的食品已快吃完，便请他们中间的一位去替我射头羚羊，这对象他们这样的狩猎好手来说、肯定是最容易不过了。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惊地望着我，然后大声回答“行’，说他们很乐意做这件事、但是，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当天自然是不可能的。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们宣布，在第二天黎明时做好准备工作。说着就离开了，好象是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最后见他们在附近一座小山的一块高地上停了下来。
我极想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准备，就在天亮前离开营地，悄悄地穿过灌木丛，朝他们头天晚上选定的那块空旷的高地爬去。天色微明时，俾格米人来了，那位妇女也在内。几个男的蹲下，拔去一小方块地的野草，用手把地弄平。其中一人用食指在那块干净的地上画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则在旁边低声念咒语。接着是一片等待中的寂静。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有一个男子将箭搭在弓弦上，在那块平地的边上坐下。几分钟后，太阳光线落在他脚边的图案上。就在这一片刻间，那妇女朝太阳展开双臂，大声地喊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持弓的人把箭射了出去，而那妇女又大声叫喊起来。喊过之后，三个男子蹦蹦跳跳地穿过灌木丛走了，而那妇女仍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朝我们的营地慢慢走去。她一走出视线，我忙跑上前去，低头看那块平整的沙地上的图案；只见画的是一头大约四手之宽的羚羊，羚羊的脖子上插着一枝俾格米人用的箭。
看过沙地上的画，我转身回营地去拿照相机；打算在几个男的回来之前把它拍下来。可是被那妇女发现了，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大事纷扰，我只得放弃拍照的打算。那天下午，猎人们回来了，带回一头很大的“南非羚羊”，羚羊脖子上插着一枝箭。他们递过战利品，又掉头朝我们身后的那座小山走去，随身带了一把羚羊毛和满满一葫芦的羚羊血。两天后，他们又追上我们。这三个俾格米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似乎最信任我。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喝泛泡沫的棕榈酒时，我就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两个伙伴回到狩猎前做准备的地方去，是为了用羚羊的毛和血涂抹地上的画，取回那枝箭，把整个事情消灭得不留一丝痕迹。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我不清楚，不过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头被杀死的羚羊的血会把他们全给毁了。“消除痕迹”也必须在黎明时进行。这位俾格米人恳求我，别告诉那位妇女，他跟我提到过这件事。他对自己谈话的后果似乎非常害怕，因为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他的伙伴也一起不见了。
最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许多方面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成为佷完全的人；而且，其完全的程度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未曾接近过的。
但是，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置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
正是这种传统，这种看来荒谬且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十分重要的方面。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通常区分为两种：现代工业化的西方的“进步的生活方式”和不发达的农业的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后者与前者相比，确实是“传统的”；但是与农业革命后它所取代的原始的部落社会相比，则决不是传统的。
我们以后将看到，农业革命引起了都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分裂的连锁反应，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原始社会引人注目的平等。不过，在这过程中，部落社会的因循守旧所造成的日甚一日的禁锢也被消除了；从而，不论好歹，使人类开始进入从狩猎场地发展为大城市，从依靠自身体力发展到掌握原子力这一重大的进展过程。不过，在考察农业革命之前，必须先探讨旧石器时代的人是如何分散到全球各地以及由此产生的、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四、人口分散和种族差别
通常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就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 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532万人。人口增长42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这就是，在技术革命中居首位的人口的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人口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且与人类学家 M．D．萨林斯和E．R．塞维斯所提出的以下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后者认为：“…能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那些在其活动范围中占优势、并不断扩展其活动范围的种类。因之，只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无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而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人，能将自己的活动范围由非洲向北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帯——现发掘出来的广为散布的爪哇猿人、北京人和海德堡人的化石遗骸可证实这一点。人类掌握更复杂的技术，因而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不仅能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而且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原地带。
跨入这些地区后，人类又经过一个陆桥进入澳大利亚，经过另一陆桥进入阿拉斯加，从而占据了剩余的大陆。人类一进入美洲大陆，即以扇形朝四面八方迁移，不过迁移的速度不等。朝南面的移动较迅速，从约公元前 15000年至公元前 8000年，人类由阿拉斯加推进到火地岛。不过朝东面的移动颇缓慢，由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环境恶劣，人类直到公元前40O0年前后才达到格陵兰岛。至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和与人类分不开的狗一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
在人类向各地分散的同时，逐步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彼此较为隔绝。关于人种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