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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能从欧洲所实行的经济控制中觉察出来。欧洲已变成世界的银行家，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到1914年时，英国在海外的投资已达40亿英镑，占其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的投资达450亿法郎，相当于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的投资达220至250亿马克，为其全部财富的十五分之一。
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 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
，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欧洲资本和技术大量输出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 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巨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诸大海的海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
4000哩，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 8000哩。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的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敷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
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 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生活水平是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更准确地说，我们知道，英国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费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工资却略略增长了5％，从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西欧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间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种辅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是为了赚钱。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由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这时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封闭的、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 19世纪中叶克罗地亚一位农民的以下这番具有讽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万农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贤哲告诉我大车行驶不需马拉，
富丽堂皇的船只无帆无风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样快，
神奇的医生能截肢而病人却不叫唤也不痛，
新闻通过环绕地球的电线能在一瞬间传遍世界，
镰刀自动收割，纺车自行转动，铁犁自动开沟，
而我们仍象过去一样渴望得到面包。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力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地、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写于 1925年的以下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务。……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 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 “ 白人的责任 ” 这一概念 —— 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 19世纪末（1899年），拉迪亚德 · 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
欧洲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 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
ndj），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些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阿诺德·汤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19世纪末时的世界观：“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15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32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1859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的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贺。……英国中产阶级19世纪末的这种幻觉似乎纯属神经错乱，然而，西方其它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幻觉。”
这种幻觉的确并不只限于不列颠群岛。在大西洋彼岸，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 1904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即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关系全面松懈的软弱无能，在美洲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可能需要由某一文明国家来予以干涉。”同样，1904年，美国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欧洲的全球霸权在 1914年时似乎是牢固的、永恒的，但只要人们较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知道，印度兵变是心怀不满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动下发动起来的；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国人的损害，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样，义和团运动是秘密排外社团在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的暗中怂恿下发动的一次起义；这些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造诣很深，十分保守（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岁月。这显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强，也不能阻止它们的入侵。西方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诸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便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通过适应来进行抵抗的政策的民族。如前所述，由于种种情况的偶然结合，日本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技术，并进而能够使自己摆脱西方象强加给中国人一样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人还进一步仿效他们的欧洲良师，着手实行一项海外扩张计划： 1894…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国帝国，1904 — 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和第八节）。
亚洲一个小王国对欧洲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