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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的很有限。
我告诉他有关意识的讨论快要结束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对话的本身激发了强烈的自我觉察，晚上睡觉时觉察仍然在进行。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爆发了思想者与思想合一的觉受；我的眼前出现耀眼的光明，接着我就进入了深睡状态。第二天同样的情况又再度出现。第三天有一刹那，我觉得所有的思想都被粉碎了，眼前出现巨大的光明，接着又是无梦的深睡。他听我说完这些话，并没有把这个经验当一回事。他说：“这件事已经结束，继续往前走。”他接着问我打算做些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想写作，但是又想什么都不做。”他说：“什么都别做，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二部分
第16章 宗教情怀便产生了（1）
心智一旦了解自己的运作，宗教情怀便产生了
1950年9月11日，克里希那吉从奥哈伊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回到此地已经有三个礼拜，我需要一段长时间的休息，因为三年来一直在演讲。另外我决定要闭关一年，不接受访问，不做公开演讲，也不进行公开或私下对谈。这一整年我都试着禁语，因此，今年冬天我不来印度了。”
他的闭关做得很彻底，不见人，也不接受访问。从拉嘉戈帕尔那里我们得知克里希那吉完全处在空性中。1950年8月至1951年12月，克里希那吉与印度毫无接触，我们事后问他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他的答复显得有点含糊。当时他的身体很疲倦，内心也觉得枯竭，或许还有些不纯净的东西，仍在浸染着他清澈的意识。因此他依照神秘的传统，闭关面对自己。
1950年的早春，南迪妮要求分居与孩子监护权的控诉案被撤回，这个消息出现在印度的各大报纸。甚至美国的《时代》杂志也刊出了头条：《擦鞋垫的反抗》。这句话出自克里希那吉的演说，他曾经热切地指出印度妇女地位的不平等，男人对待她们就像门前的擦鞋垫一样。杂志的内文还把南迪妮要求和丈夫分居的理由归因于克里希那吉。不久拉嘉戈帕尔拍电报给我，质问《时代》杂志的消息是否正确。我们回电，把细节都告诉了他，并且对克里希那穆提的名字被提出一事表示十分关切。1950年克里希那吉返回奥哈伊，罗莎琳和拉嘉戈帕尔不断质问他在印度所发生的事。拉嘉戈帕尔在印度的友人曾捎信提到克的新朋友。罗莎琳与拉嘉戈帕尔为此事相当着急，坚持要知道更多有关这些朋友的事。克里希那吉仍然没有清楚地说明。
罗莎琳与拉嘉戈帕尔很担忧蜕变的克里希那穆提。克本质敏感、害羞、被动，他们清楚这一点，因此很快便发现了他的改变。面对他们的压力，克变得愈来愈被动和沉默，他完全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们察觉他因为长期在印度，接触印度的友人，使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了截然不同的新貌。他首次有机会接触和他昔日背景完全无关的朋友。这些人对他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只感觉到他所示现的浩瀚无边的神性。他们以新鲜无碍的眼光看待他，带给他的是衷心的崇敬、热情与友谊。
阔别十八个月之后，克里希那吉在1951年的冬天返回印度。拉嘉戈帕尔作陪同行。过去几年克所结交的朋友都蜂拥而至，到孟买与他会合。克里希那吉进入屋内，庄严地与大家打招呼，他握着我们的手，一语不发。他仍然保持彻底的沉默。拉嘉戈帕尔则显得有点不自在。我们和他是第一次见面，彼此都十分拘谨。
在孟买期间，克里希那吉没有打破他的沉默。但是他于1月5日到2月12日之间，必须在马德拉斯作十二场的公开演讲。南迪妮和我一起前往马德拉斯，下榻于瓦桑？威哈尔。我们住在阳台上的一间由碗柜隔出来的房间；我们与马哈瓦恰利合用一间浴室，克里希那吉不和我们一起而是在他自己的房内用餐。
拉嘉戈帕尔主控一切，他和马哈瓦恰利的关系愈来愈明朗化。他虽然表面上对马哈瓦恰利很友善，心里的话却从不吐露。马哈瓦恰利称他为拉嘉戈帕尔先生，对他很尊敬，总是按照他的指示行事，尽量满足他的意愿。因为瓦桑？威哈尔楼上的房间皆已出租，拉嘉戈帕尔只得暂住在通神学会的赖德拜特馆。
我们问克里希那吉禁语闭关一年的理由，他仍然回答得很含糊，不过他主动对我和南迪妮谈起了拉嘉戈帕尔。他试着让我们了解拉嘉戈帕尔为他做了多少的牺牲。他很希望我们和拉嘉戈帕尔能成为朋友。某天晚餐后，克安排了一个聚会，要我们到赖德拜特馆与拉嘉戈帕尔碰面。
拉嘉戈帕尔显得很有礼貌；但是他阴郁的脸庞上那对凹陷的双眼，却像锥子一样，企图穿透我们的每一句话。他多疑而又追根究底，你必须非常警醒，才能妥当回答他那些看起来无邪的问题。他似乎想趁我们不注意时抓到一些漏洞。他暗示克里希那吉不可靠，因为他的心念永远都在改变。拉嘉戈帕尔从瓦卢（一位在塞奇莫尔照顾克的仆人）那儿得知欧塔卡孟所发生的事，他花了四个多小时询问我们转化过程中的所有细节。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经验，结束时我们姊妹俩都累垮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拉嘉戈帕尔的另外一面。他似乎深深地被我们吸引。他温暖而热情，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多年以后他告诉南迪妮，很可惜他们必须在克的庇荫之下相遇。他具有南印度人的才智与机敏，对于混乱与污秽非常易感，总是穿着毫无瑕疵、纯白上浆的库尔塔与宽松长裤，他的言行举止都很有威仪。
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于1952年春天返回欧美。
五年来饱受羞辱与骨肉离散之苦，南迪妮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她承受着各方的压力：当她和孩子见面时，她的前夫总是摆出专横的态度；克里希那吉身边老一辈的人对她也不以为然。她得了致命的子宫颈癌，不得不飞往英国，接受紧急开刀治疗。
我拍了一份电报给克里希那吉，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没有任何回音，就像消失了一般。他和我们的关系已经终止，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他静谧的气息。它使我们有能力面对这不幸的事件。
南迪妮在伦敦从医生那里获知自己得癌症的消息。她以极为平静的心情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她告诉我，当时她有一阵子几乎没有任何念头或感觉，内心一片寂静。后来她在旅馆房间里等候开刀时，还严重地出血。即使如此，她心中仍然没有什么念头，也没有恐惧、焦虑或担忧。她在开刀前夕打电话回孟买家中，充满温柔与关怀地问候她的孩子。
后来她告诉我，她在开刀的过程里，一直听到极为响亮的笑声。她并没有失去知觉，周围的事她都知道。她发现自己走在一片绿油油的野地里，微风吹拂着她，鸟儿在她的耳边歌唱。她始终觉得有股保护的力量在支持着她。这股力量并不想延续她的生命，而是不论生死都与她同在。这股力量，这静谧的气息，一直都护卫着医生的手术刀。
手术第二天，我陪在她的身边。当时有人告诉她，昨天替她开刀的医生突然中风，无法继续行医，因此有两天的时间，她都没有接受治疗。手术过后，无论她把身体转向哪一边，那股保护的力量都在她的左右上下。几天之后她在床上打坐，那静谧的气息进入了她的体内。有一天年轻的助理医师突然来到她的房间，看见她在打坐的模样，禁不住问她：“你是不是一位瑜伽师？”
犹如地底的泉水，虽然看不见，却充满着活力，南迪妮就这样延续了多年的生命。50年代她一直和母亲同住，她在邻近突然看到两名贫困的孤女，她们虽然和远房阿姨住在一起，却总是在大街上度日。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南迪妮便收养了这两名孤女，并且开始创办一个小小的育幼院。不久，她把这个学校迁移到附近的两个车库。邻居的孩子们很快便蜂拥而至，老师与帮手也自告奋勇前来工作，今天这个学校已经拥有一百五十名儿童。学校取名为巴阿南达，它为流浪的儿童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空间，否则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水泥地。沉默的南迪妮一直都是学校的焦点。孩子们围着她谈天，欢笑，玩耍。学校提供他们音乐、舞蹈、编织、绘画、语文、戏剧、科学与数学的课程。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巴阿南达终于成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会的一部分，而南迪妮也变成了基金会的一员。她自己的孩子，后来长大成人回到她的身边，带给她丰盛的爱与护持。
南迪妮和克里希那吉一直维持着深刻的友谊，当他回到印度时，她陪着他前往各个中心，他离开，她就以书信与他保持联系。如今头发已经花白，她仍旧纤弱，美丽，不为人知。
1952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和拉嘉戈帕尔决定参与浦那的一个小组讨论。罗？萨希布？帕瓦尔当负责安排一些朋友在维他瓦地聚会。自从1950年阿秋脱离社会党以后，他一直住在此地某山丘的一个小木屋里。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二部分
第16章 宗教情怀便产生了（2）
在维他瓦地参与讨论的朋友，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多佩施瓦卡尔在浦那大学教哲学。S。M。裘西是一位严峻正直的齐帕旺婆罗门，他是社会主义者，也是萨尔瓦？西瓦僧团的活跃分子。他和罗？萨希布？帕瓦尔当是至交，他们曾经和萨尔瓦？西瓦僧团的义工一起扎营工作。曼盖施？帕高卡是位诗人。杜尔嘉？巴瓦特则是一位瘦小而脸上多骨的女人，她是作家，也是人类学者，曾经和弗瑞尔？爱尔温一起在马蒂亚？帕拉戴施工作。她的肉体与心智都很强悍，从未结过婚，具有无穷的精力，十分关心印度的贫穷问题。她对罗？萨希布忠心耿耿。马哈瓦恰利、帕玛贝与桑吉瓦？罗也从马德拉斯赶来参与讨论。学者伊克巴？那林？古尔图来自瓦拉纳西，而L。V。巴韦则来自塔纳。我是其中的另一名女士。
罗？帕瓦尔当赞成我的加入，两年来他已经成为我的好友。他严峻的本质与我的背景及态度全然不同，我们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相应。我们彼此探讨有关美、艺术、西方的心智以及印度人的创造铸型。我首次和一位传统的婆罗门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的接触。作为一位公仆的女儿，我的童年和传统并没有什么关联，而孟买的社交生活更是如此。
苏南达此时已嫁给罗与阿秋的弟弟帕马，她和南迪妮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会。她美得惊人，本质单纯又带点孩子气，再加上嫁给豪门做媳妇，罗很难相信她是认真的。不过罗还是请苏南达前来照顾克的衣食所需。这里的生活极为简朴，房间狭小，缺乏舒适的设备。
被排除在讨论会之外，苏南达心里很难受，克里希那吉感觉到她的不悦，对她特别温暖。他时常与她长谈，漫步于树林间。他待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讨论进行了一个多礼拜。每天早晚我们都聚集在维他瓦地。克这次应对的大多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工，因此讨论一直在贫穷与社会工作的主题之间来回激荡。如此贫穷的国家，关心这个主题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与会者毕竟都是上智之人，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内心的矛盾、冲动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