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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美国，倒是真的动了手术。据其自云，是“割治十二指肠”，“恢复甚快”，“一九五○年一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元”。一月二十日，李宗仁出院仍在美国居住。台北的监察院连连电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愿回去，但又不愿让位。
蒋李矛盾，终于公开爆发。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天内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宗仁拒绝回台。
二月二十五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
三月一日，蒋介石宣布复职，即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时，谈到了他三次复职的经历：“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达到了我们雪耻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从此，蒋介石到他死去，一直连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了终身“总统”：蒋介石是在一九四八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一九五○年三月，他尚在任期之内，只是由下野变为复职重任。一九五四年，六年期满，蒋介石连任第二届“总统”。
一九六○年，又六年期满，而《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为了使蒋介石连任“总统”，“国民大会”通过了《临时条款》：“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据此，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
又据《临时条款》，蒋介石每六年连任一次“总统”。他在一九六六年，连任第四届“总统”。到了一九七二年，年已八十五岁的蒋介石，向“国民大会”发表了逊谢之辞：“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统职位。”自然，“国大”代表们表示恳请。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只得迁就民意”。这样，再据《临时条款》，蒋介石连任第五届“总统”。倘若他不死的话，定然会据《临时条款》，连任第六届“总统”。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每天清晨六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六十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复任“总统”时，便在介寿馆三楼办公。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怎么会研读起毛泽东的十四年前的旧著呢？在毛泽东此书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静不下心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他败在毛泽东手下，是因为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可不是吗？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毛泽东还说：“‘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想当年，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确实是个“乞丐”，而拥有数百万军队的蒋介石确实是“龙王”。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痛定思痛，蒋介石检讨着自己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蒋介石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也曾这样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蒋介石在作了这些战略检讨之后，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蒋介石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反思了自己的军队，总结了高级将领们的八大缺点：
（一）本位主义；
（二）包办主义；
（三）消极被动，推诿责任；
（四）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五）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六）因循苟且，得过且过；
（七）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八）主观自大，故步自封。
由此，蒋介石认为，他的军队也就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
由此，蒋介石认为，军人们也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由此，蒋介石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
蒋介石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其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倒也调侃地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难怪，毛泽东常常笑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给他送来“无数优良的装备”。蒋介石又反思了国民党。他总结了国民党的散漫、腐朽：“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为此，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一月，着手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为此，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向二千名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发表了长篇演说。他的演说分三大部分：
一、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
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
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的演说，使在座不少人涕泪满面……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美国政府既“抛蒋”又“弃台”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去苏联访问。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与苏联结盟。虽说毛泽东曾与斯大林有过一些意见分歧，但是大体上关系还不错。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宣告“一边倒”，即倒向苏联。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紧接着，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中，非常明确地写上了：“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泽东提到的“新民主国家”，即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正因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在苏联率先予以承认之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至五日，“新民主国家”便接连予以承认，内中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稍后，有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毛泽东在外交上，果真行“一边倒”。蒋介石则倒向美国，这原本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由于蒋介石的战败，美国总统杜鲁门希冀“换马”，转为支持李宗仁，一度使蒋介石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毛泽东口口声声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眼下“美帝国主义”要抛掉蒋介石，怎不使蒋介石极度尴尬？！杜鲁门不悦于蒋介石，这在当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已经明明白白地显露出来。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的发表，不仅深深激怒了毛泽东，他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白皮书》，而且也深深激怒了蒋介石，因为《白皮书》用相当多的篇幅批评蒋介石的无能！
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居然如此“目中无蒋”。艾奇逊把国民党的惨败，归结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一句话，美国政府此时所实行的政策曰“抛蒋”。毛泽东反正已经“一边倒”，他骂“美帝国主义”，骂得再厉害，也无所谓。所以他可以连篇累牍地公开抨击《白皮书》；蒋介石却全然不同，他只能在他的日记中，悄悄地发泄他对于《白皮书》的愤懑。
《白皮书》发表之际，蒋介石正在韩国访问。蒋介石在八月六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到韩国后，更觉定静光明，内心澄澈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蒋介石还恨恨地写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