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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除了组织发表《四强宣言》外，又提议召开四强首脑会议，即“四巨头”会议。于是，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了那份电报。说实在的，那时的中国领土，大部分落入日本手中，称中国为“强国”，把蒋介石列为“四巨头”之一，有点名不副实。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收到罗斯福的邀请电，蒋介石喜出望外。罗斯福的电报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愿意出席“四巨头”会议。
罗斯福的猜测不是多余的。果真，斯大林不愿出席“四巨头”会议。内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愿意跟蒋介石坐在一起开会。
不知是斯大林看不起蒋介石，还是由于中共的关系而不愿跟蒋介石坐在一起。
其实，其中的原因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苏联不愿参加在重庆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一样：苏联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签订了《中立条约》。斯大林不愿与日本关系恶化，以免腹背受敌（日本和德国东西夹攻苏联）。这样，斯大林不愿跟蒋介石坐在一起，以免过分刺激日本。于是，罗斯福只得采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办法：罗斯福、丘吉尔先和蒋介石在开罗会谈，然后，再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也就是说，把“四巨头”会谈拆成两次不同的“三巨头”会谈，避免了斯大林和蒋介石坐在一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那位令蒋介石头痛不已的参谋长史迪威从重庆飞往开罗。
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离开重庆飞往开罗。
开罗西南郊豪华的米那赫斯饭店，一下子成了贵宾云集之处。饭店的总统房里，分别住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从窗口便可远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国高级官员们也住在这家饭店，以至于“浴室都紧张起来了”。四周，英国驻扎重兵保护。一门门高射炮，高翘着炮筒，日夜监视着天空。这下子，蒋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坛巨头，而宋美龄则以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干练的才华、优雅的风姿、娴熟的英语，周旋于巨头之间。蒋介石夫妇在开罗，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一帧历史性的照片，成了开罗会议的缩影：罗斯福穿着深色西装，却敞着衬衫领子，没有系领带；丘吉尔一身白西装，足登一双白皮鞋，领带系得整整齐齐；蒋介石一身戎装，戴白手套，拿着大盖帽；宋美龄则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和蒋介石的交谈中，再三表示：美国不希望陷入中国内战的陷阱，要求蒋介石能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以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开开罗。翌日，罗斯福、丘吉尔便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对《开罗宣言》表示同意。于是，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蒋介石开罗归来，春风满面。确实，开罗之行，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由此争得“四强”之一的地位，为后来中国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打下了基础。就这一点来说，蒋介石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做了好事。
开罗会议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召开的。进入一九四四年，世界形势大变：美国部队在日本控制下的塞班岛、菲律宾等地登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败北。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不得不因战争失利而下台，继任的小矶内阁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英、美部队于这年六月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八月二十五日，法国首都巴黎光复。苏军则重创德军，把他们赶出了国土，并长驱直入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九月，苏军攻入德国。
在中国，日军却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在河南、湖南、广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即豫湘桂战役爆发——这只是日军的垂死挣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不过，蒋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却日益白热化。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这颗“花生”以及那“一篮子花生”都不行，太无能。中国军队必须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岂能容忍这美国佬如此放肆？！一个参谋长，怎么可以不把统帅放在眼里？！史迪威甚至在回国述职时对罗斯福总统说：“不管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国的最高指挥权上做点文章，我们就白费劲了。”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持支持态度，这使蒋介石极为不快。其实，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连一九四四年六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也向罗斯福报告：“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罗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开罗会议时对蒋介石说过的话，希望国共合作。罗斯福托华来士向蒋介石转告：国共两党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可以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以“充当那个朋友”。
罗斯福的话，使蒋介石不悦。
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九月十八日，两度给蒋介石发电报，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率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九月十九日，在接到罗斯福的第二次电报时，史迪威在给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写道：“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咬牙切齿地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就在蒋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来到中国。
赫尔利支持蒋介石，促使罗斯福转变了态度。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罗斯福总统终于下达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这下子，史迪威气坏了。他骂罗斯福是“橡皮腿”——立场不稳。可是，已无济于事，“花生”毕竟战胜了他。这下子，蒋介石兴高采烈了。他称这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他的“双十节”贺礼——自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十月十日便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发表演说，强调了抗战即将胜利，暗示要着手反共。
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翌日，新华社发表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乃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赫尔利邀毛泽东去重庆会晤蒋介石 1
高高的个子，蓄着尖尖的灰白胡子，文质彬彬，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赫尔利给人一种谦和的印象，不像史迪威那么傲慢。赫尔利虽是少将，最初却是文官。他在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当过多年的律师。他的温文的举止，是律师职业所铸成的。后来，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上尉，卷入军界。二十年代末，他在胡佛总统时代担任陆军部长，并于一九三一年来华访问。
一九四三年起，赫尔利担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
一九四四年九月，罗斯福总统派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华，最初的使命是“促使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确立有效的和谐的关系，以便史迪威行使对于归他调遣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两个月后，赫尔利接替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赫尔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跟史迪威截然不同。他跟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就强调“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对蒋介石颇为尊重，不像史迪威那样嘟嘟囔囔讥称蒋介石为“花生”。蒋介石正被史迪威弄得十分狼狈。他马上意识到，这位赫尔利是用来打败史迪威的王牌！于是，加紧了对赫尔利的拉拢。
蒋介石这一着果然灵验。赫尔利给罗斯福发电报，强调蒋介石“是一个统率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七年的国家元首”。他认为，美国总统不应该支持史迪威，而应该支持蒋介石。如果失去蒋介石，就失去中国的抗日力量，这问题对于正在与日本作战的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听进了赫尔利的意见，下令调回史迪威，使蒋介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罗斯福委派魏德曼中将继任史迪威的职务。毕业于西点陆军军官学校的魏德曼是一位职业军人。来华之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魏德曼从他的前任史迪威的覆辙中吸取了教训，对蒋介石十分尊重。这当然使蒋介石更为欢欣，也就更为感谢赫尔利。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正当延安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赫尔利兴冲冲走下飞机。“新官上任三把火”。赫尔利这一回要充当国共之间调停人的角色，以表明他要在中国干出点成绩。
周恩来和包瑞德在机场迎接这位穿着笔挺军服、胸前挂满勋章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包瑞德乃美军上校，在这年七月二十二日起，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来到延安，组员之中有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
翌日，中共与美方的谈判在延安展开。看在赫尔利是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面上，中共派出了最强大的谈判阵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美方的代表是赫尔利和包瑞德。
赫尔利此时显出律师本色。他说，他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只求帮助中国内部的团结，对于国共两党不偏不倚。他希望能够“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利抗日；也希望能给中共以合法的地位。他要作为国共两党的中间调停人。
赫尔利带来了他事先拟好的文件《为着协定的基础》，共五条。他念了起来。
赫尔利念罢，毛泽东并不对这五条发表意见，却问：“这五条是你的意见，还是委员长的意见？”赫尔利答：“是我的意见。”毛泽东追问道：“委员长同意吗？”赫尔利答：“已经同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深知这些条件如果事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那么，讨论这些条件等于白费时间。后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赫尔利那五条，应当说还是比较公允的。毛泽东对这五条作了一些修改，赫尔利也表示能够接受。修改后的五条，正式定名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在延安王家坪举行了签字仪式。作为律师，赫尔利精通这一套：文件一式两份，每份留好三个签名的位置，即毛泽东、蒋介石以及“见证人”赫尔利。
毛泽东和赫尔利，一个用毛笔，一个用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名。剩下的一个空白处留待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