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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林彪在上寨召开了全师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在华北前线，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后，恐日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为了振奋全体军民的抗战信心，必须发挥我军的特长，以有力的战术手段，出奇制胜，打出军威！”在二十五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向平型关进军时，进入了“口袋”。笔者查到参加战斗的八路军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当时所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这一原始文献，十分真实地描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我军参加作战部队……均归林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前一天，旅团首长亲到关沟以西北高地直接详细侦察，已确知敌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两千余人）沿东跑池老爷庙马路一带沟内向平型关之鞋袜口推进，先头部队已于二十四日前进东西跑池地区（但未进到鞋袜口）。”“战斗的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在拂晓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后才逐渐晴朗。”“在接敌中动作迅速、隐蔽秘密很好，未受远火器的杀伤。在进攻中的猛打猛冲的动作是继续了过去的传统精神……”杨得志等的报告，还写及：“该敌骄傲自大，根本没有土工作业，对警戒更为疏忽。”正因为这样，日军进入“口袋”，突遭伏击，伤亡是惨重的。但日军“能各自为战，最后一个人也能进行战斗”，而且“由于语言不通”，“死不投降”。经过一天激战，歼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是八路军第一次大捷。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在华东，上海陷落之后，日军扑向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于是，第二次“正面的正规战”，亦即南京会战已迫在眉睫了。首都得失，事关重大。蒋介石必死守，日军必猛攻，双方必定大战一番。
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率十三个师组成南京卫戍军。十一月十六日，中山舰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之中，徐徐驶离南京。中山舰是一艘著名的军舰。它原名永丰舰。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之际，孙中山便是在这艘军舰上避难，蒋介石也正是在这艘军舰上护卫孙中山。一九二六年三月，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又成了国共分裂的讯号。这一回，中山舰再一次担负历史性的使命，它载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离开首都，沿着长江，朝重庆进发。四川省主席刘湘发表致林森电报，表示“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林森此行，为何如此隆重？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从此，重庆这座山城成了“陪都”——战时首都。不过，最初只是林森作为国家元首，先迁往陪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机关，则就近迁往武汉。
就在日军重兵压境、三面包围南京之际，那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求见蒋介石。他再度充当日、华之间的幕后斡旋人。十二月二日，踌躇再三的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表示退让：“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德国所提出的“各点”，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条。蒋介石“降价”，日本却“加价”了！日本七条之外，又另加了四条“亡人之国的新条件”！日本外务大臣在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公文中称：“如中国方面总的承认这样一个媾和原则，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准备答应开始进行日、华直接谈判。”《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件（1840…1945）》下卷。日本全然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他们要蒋介石“乞和”！自然，这是蒋介石所无法接受的。
蒋介石明确地拒绝了日本的条件。蒋介石说：“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这样，南京一战已无可避免。十二月五日，日军兵临南京城下，蒋介石飞离南京，前往武汉。翌日，日军的飞机便大批飞向南京，狂轰滥炸，一场恶战开始了。
唐生智率众奋力抵抗，无奈不是日军的对手。十二月十二日—— 一年前的这一天，正是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唐生智不得不败退。翌日，日军涌入南京，首都陷落。
一场空前的浩劫，在南京进行：日军惨无人道地施行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人血染南京！日军甚至进行“杀人比赛”……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中共立即对蒋介石的文告作出反应。《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指出：
蒋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国国民书所提出之“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之主旨，与本党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坚决地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国共之间，你呼我应，互相支持，同仇敌忾。这是过去十年中所从未有过的。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敲响了警钟，提醒全党，要牢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九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顺便值得提到的是，正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南京狱中被关押了三年的陈独秀，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获释。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曾连任中共五届总书记。不过，此时他已离开中共达十年之久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来武汉。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
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这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一九三八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二月十二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这篇长文，是二月二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蒋介石也很仔细看了此文。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作过此谈话！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