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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吓跑了汪精卫。
周佛海随汪精卫到上海后,又随汪去日本与主子会谈商议,回国后,即着手筹
组江记党政机构组织。1939年夏,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40年伪
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汪道自任代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
长兼财政、警政两部的部长。1944年冬,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代国府主席,周佛海
任上海市长。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在他近七年(从1938年12月一1945年8 月)的卖国生涯中,
前三年,是大捧汪精卫的丑角,大拍日本主子的马屁,使出浑身解数替日、汪卖力。
可是他嗅觉灵敏,惯会看风使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主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
过,周佛海看准风向,认为投靠汪精卫不如投靠蒋介石,讨好日本不如讨好英美。
所以在陶希圣、高宗武滑脚溜走,重新投人蒋介石的怀抱受到重用后,他也积极与
重庆方面搭桥牵线,另辟后路。而蒋介石也正好利用周佛海替他拉拢日、蒋亲善关
系,搜集沦陷区情报,打击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活动。这就是周佛海在开庭审判时辩
解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保卫本国”。
1941年间,戴笠在蒋介石授意下,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从湖南接到贵州,要她
写信给周佛海,叫周要作忠臣(忠于蒋介石),才能算是“孝子”。从此,周佛海
就与蒋介石重新拉上关系,大搞蒋、敌、伪合流的勾当。
以后,周佛海与戴笠称兄道弟,秘密往来函电和人员。周一面在汪记财政部上
海办事处替戴笠设秘密电台,掩护军统特务搜集和发送情报;一面亲自为重庆方面
积极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还和在上饶的第三战区顾祝同拉上关系,给该战区人
员搜集情报,贩运私货,大开方便之门。还积极协助顾祝同、韩德勤部队破坏新四
军的敌后抗战活动。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到抗战末期,蒋介石一再要戴笠转告
周佛海,一定要打击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活动,阻止新四军靠近沪、宁铁路沿线,
严防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因此,周佛海把他控制的财政部税警团等武装扩大和
加强,与新四军对抗。这些汉奸武装,后来因“保护京沪国道”有功,抗战结束即
被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而为“忠义救国军”。
1944年初,重庆方面派军统上校专员周镐到上海找周佛海,被周委为汪记军委
会的科长,后升任江苏省镇江区行政专员、财政部警卫团团长等要职。1944年秋,
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亲自赶去办理丧事,替周充当孝子。周十分感激,更加卖
力给戴办事,为蒋效忠。
周佛海满以为狡免三窟,营藏有术,蒋介石一定会保护他。哪知蒋介石怕他这
种为蒋、敌、伪合流直接牵线的大汉奸揭露内情,以致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急派戴
笠把周佛海带到重庆,转往息烽集中营秘密关押。周佛海以为有戴笠替他作证担保,
有恃无恐,不料戴笠坠机殒命,周才着急起来,伤心地哭了几场。
蒋介石一开始就判了周佛海的死刑,周不服,一再申请复审改判。于是,就导
演了一出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的闹剧。周佛海在公审中,提出他早与重庆方面有往来
的事实证据,本想借此获得减刑轻判,哪知反而触痛蒋介石的心病,使其坚持非枪
毙周佛海不可。这时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亲自去找陈布雷,要陈代她转告蒋介石,
说她和周佛海早已把周在南京、上海期间与重庆方面往来函电,包括戴笠私人函电,
甚至蒋介石的亲笔手谕等件,都拍成了照片,存在香港某银行的保险柜里,如果蒋
把周佛海杀了,她会去香港;就是把她杀了,香港那里也有人会把那些照片登在报
上揭露真相。杨淑慧使出这一着杀手锏,蒋介石招架不住,着了慌,赶忙约见杨淑
慧,亲口答应免周佛海一死。果然不几天后,报上登出周佛海被判处无期徒刑、监
禁终身的消息。
特工秘闻
军统局“策反”汉奸周佛海的经过
王安之
周母狱中一封信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玩陵东乡杨树井人。“父早死,跟母亲长大。以后留学
日本,并参加国民党,历任中央委员和政府要职。1940年春,他同汪精卫一起,在
南京组织汉奸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等职。
当周佛海等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即将周佛海的母
亲从湖南玩陵老家押解到贵州,监禁在息烽县的军统秘密监狱里。
1941年12月8 日爆发了太平洋大战。战事起后的第二天,我在重庆接任军统局
上海实验区区长(前任区长毛万里调福建浦城筹组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后来,上
海区又扩充为华东区,主管华东沦陷区的工作。当时,戴笠一再强调说:“太平洋
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奸,正好利用
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于是,我在1942年2 月初,用周佛海母亲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
容,只说她(周母)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盼望周佛海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
写上意思双关的四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阎望子归。”
这封信,先经戴笠批准,再送息烽看守所征求周佛海母亲同意,然后备了公文,从
重庆发到香港军统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上海第二情报站。第二情报站副站长姜
尚诚是浙江江山人,戴笠的同乡,戴认为可靠。当时指示姜尚诚,待周佛海从南京
回到上海时,就将这信送到湖南路周佛海公馆,信面上写明周佛海亲启。信里另附
一页信,约定在三天内,如有回信,可送交指定地点,转往重庆。但是,这封信送
去之后,当时未见周佛海回音。
周佛海遣使入渝
1943年3 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江西景德镇人),来到重庆枣子岚漱
庐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军
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指定我去接谈。接谈中,知道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
讯员,南京沦陷后,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人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
亲去信(即上面所说的那封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
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名义,将程克祥解到周佛海公馆,优礼相待,有时由
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谈谈。这样一住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思,便请杨
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
心中反党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 月,周佛
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意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
石。程克祥答应了,所以从南京来到重庆。
程克祥说完,掏出周佛海的信来。我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手笔,便招待程克
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我回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
片,证实程克祥确是军统南京区情报通讯员,于是将经过情形签请毛人风转报戴笠,
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并不是冠冕堂皇的一封信,而是日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上面用
毛笔行楷,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我在签报
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样回南京,利用周佛海关系,在南京建立无
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
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戴笠的阴谋诡计
过了三天,已是1943年的3 月下旬,戴笠通知我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
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
让程克样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预料
程克样要求探望周佛海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我即如法炮制,
—一照办。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求探望周母。我报告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
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后来程克祥回到重庆对我说:“周母生活很好,天天
在吃白木耳呢。”我听了好笑。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向曾家岩戴笠住
宅的机要室打听,才知道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去了。因为事关勾结
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不留任何痕迹,只作口头报告。事实
上他得到蒋介石允许,才通知我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的。可见这事在当时
的确是一件偷偷摸摸的勾当。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风和我,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宅晚餐。
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指
蒋介石)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
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报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
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接着,程克祥问:“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
哪些方面?”
戴笠说道:“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
的钞票一律调换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
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
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
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
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
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
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
的。这事你可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于晚餐席上又向程克祥说:“丁默屯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
回答:“丁默屯在南京和李土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
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我听到戴笠对程克祥所说这番话,知道他对于策反工作的目的,只是一种政治
投机,利用策反名义,对汉奸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敲诈勒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还是照戴笠的意思,在第二天选派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本和无
线电收发报机,跟程克祥一路去南京了。暗中还指定文书、译电员,随时密报程克
祥和周佛海情形,另又指定电台报务员,随时用台密(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