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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二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