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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不能不谈一谈以关税互惠为依据的商业条约。流行学派对于这类协约抱有反感，认为是不必要的，有害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是逐渐消除各国在贸易上的限制、从而导使世界各国逐渐走向国际往来自由的最有效方法。当然，就世上已经看到的这类条约的实例来说，是不大值得仿效的。我们在前几章里已经指出麦修恩条约对葡萄牙、伊甸条约对法国产生了怎样的有害后果。这个学派所以反对商业条约，看来主要是以在条约关系下相互减低关税所发生的不利后果为依据。按照这个学派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执行结果应该是对缔约双方都有利的，并不是使一方受到破坏，另一方获得莫大利益；但是就上述两个例子来说，实际经验所显示的情况显然与这个原则相反。如果研究一下发生这样后果的原因，当可看出，葡萄牙和法国在结约以后，就把它们在工业上已有的成就以及在将来可望获得的成就一并放弃，造成了英国的有利地位，它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条约的作用上，一心一意地要想由此增进它们自然产物的对英输出，结果它们的工业就日益衰落，由工业的较高水准降落到较低水准。但是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在订立商业条约以后，为了国外的竞争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工业，从而永远把自己束缚在纯农业经济的低水准上，实在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行动；可是决不能由此就推定一切商约都有害无利；如果通过商约的订立，对双方农产品与原料的交换或双方工业品的交换都能有所促进，这样的商约就不能说是有害无利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农产品与原料的自由贸易，对一切国家在一切工业发展阶段总是有利的。从这一点可以推定，任何足以减经或消除对这类商品自由贸易所加禁止和限制的商业条约，对缔约双方必然会发生有利影响；例如由法国与英国订立协约，使葡萄酒和白兰地对生铁和煤的交换得以推进，由法国与德国订立协约，使酒类、油类和干果对谷物、羊毛和牲畜的交换得以推进，这类条约对缔约双方都应当是有利无弊的根据我们在上面的推论，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高极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
如果各个国家在工业发展程度上大致相等，彼此订立这类商约时也许更加切合需要，更加有利；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国家之间，不致发生一方占压倒优势的、破坏性或抑制性的竞争，也不致发生使任何一方独占一切的形势，只是象国内贸易方面的竞争那样，对彼此竞胜心情，对生产改进与成本降低，起着刺激作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法国、奥国和德国关税同盟相互之间实行征收相当低平的保护关税以后，产生的效果也许是有利而无弊的。这些国家也未尝不可与俄国订立互惠条约，这一措施也许对有关各方都有利。这个时候它们所应当共同戒惧的只是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竞争力量。
从这一点看来，英国在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随民事业各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对彼此关系日益密切的各个国家说来，似乎是它们当前的最大障碍；虽然同时也必须承认，英国当努力于争取这种优势地位时，大大地增进了、而且还在每天不断地增进着全人类的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编 学派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的国家经济学派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意大利是一切近代国家中的先驱者，贝奇奥伯爵就意大利这一部分的文献，辛苦地写成了一个概略，不过人们对于他的著作不免存有这样的意见，认为他死守着流行理论，过于拘泥。意大利的周围都是在世袭君主下统一起来的大国，而它所缺乏的却是国家的统一，各共和邦和城市都在教会统治之下，城市自治自由完全丧失，这些都是意大利工业衰落的基本原因，他却没有充分加以探讨。假使他对于这些起因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就不会不理解到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的别有用心，对这位作者就不会只是偶然一提，轻轻略过。
贝奇奥曾有一段记录，说马基雅弗利在1525年给他朋友基察第尼的一封信里，主张所有意大利各邦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封信曾传到教皇克力门七世的手里，由此可以推想，关于在1526年成立的“神圣同盟”，他是从中很起了些作用的。我们看到了这段记录以后就想到，《君主论》那部书一定也含有同样的旨趣。随后我们翻阅了那部书，一见之下果然我们的猜想没有错。这部书是1513年写的：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打动梅迪奇一族，说他们负有在一个君权下统一全意大利的使命，并且向他们指出，应当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从这部书的命名和形式来看，一般意向好象是在于讨论专制政体的性质，这一点显然是经过审慎考虑以后故意使出的一个手法。它对于各个世袭君主和政府，只是在不经意的态度下附带提到的。但作者念念不忘的是，应当在意大利看到一位独一无二的霸主。那些诸侯统治的小邦必须推翻，必须使不同的朝代不复存在，使封建贵族屈服，将各共和邦的自由连根拔除，那位霸主为了建成一个意大利帝国：应当不择手段，不论是美德或恶行、忠勇或谲诈、聪明干练或大胆无耻、幸运或机遇，必须尽量施展和利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发挥作用时的力量在三百年后才充分揭露，这就是必须建立一支国家的军队，要施以新式训练，拥有新发明武器和战术，从而保证胜利。
就这位作家在《君主论》中一般论证的内容来说，如果认为他别有意图这一点还有斟酌余地的话，那么读到最后一章，对这一点的怀疑就可以释然。他在那一章里明白指出，造成意大利一切祸害的基本原因是外国的侵略与国内的分裂；认为统治着托斯卡那和教会各邦（这是它们的幸运）的梅迪奇王族是受命于天，来完成统一全国的伟大任务的；认为要成立一个新政权，目前是最好时机，一位新的摩西现在必须勃然兴起，把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是作为一位君主的无上光荣、无上伟大的事业。
任何人也可以从《君主论》其他各章的字里行间看出它的旨趣所在，但能使人看得最明显的是作者在第九章谈到教会各邦时的态度。他说，“教士拥有土地，但没有加以治理，他们对土地有支配权，但没有加以防卫；这些人间无上乐土是直接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如果对它们说一句批评的话，就不免会亵渎神明。”他这番话只是一种反语。他实际的意旨，说得明白些，显然是这样：要征服这个国家，对一个勇敢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困难，尤其是梅迪奇一族，他们的亲属据有教皇职位，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没有阻碍。
马基雅弗利自己对于共和政体是有热情的，但他对他心目中的一位霸主提出的关于对付这些共和邦的劝告却是这样，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他是一个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是一个大思想家，卓越的学者，又是一个爱国的烈士，而他却劝告未来的霸主完全摧毁意大利各共和邦的自由，把他的《君主论》题献给君主，这除了出于为自己打算的一种计划，想借此向君主献媚，从而博取个人利益，还能有什么别的动机呢？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当他写《君主论》的时候，他还受着贫困的折磨，为自己前途感到惶惶不安，他热切盼望梅迪奇政府能给以工作和支持。他曾于1513年1O月10日从他所住的乡村破屋里写了一封信给他注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贝托里，这封信使我们对上述情况再没有怀疑的余地。
话尽管这样说，但是仍然有根有力的理由足以使我们相信，他写这部书也并不是专为迎合梅迪奇一族从而猎取私人利益，而是要促使实现一种霸业计划；这种计划，虽然按照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说是不道德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跟当时在共和邦下的爱国观念并不抵触。从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以及他在政府供职时的举动可以证明，他对于过去所有各个时期的历史以及所有各个国家的政治情况都是了了于胸的。一个人的眼光既能看到那样久远的过去，又能那样清楚地看到周围的一切，对未来就必然也能看得很远。既然在十六世纪初叶就已经能认识到在意大利进行组织全国武装的利益，这样一个人物也就必然能看到小型共和邦的时代已成过去，大君主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必然能看到，在当时环境下，政权只能用强力取得，用独裁政治维持，而当时意大利各邦的寡头政治已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铲除，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总有一天会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成长起来的。马基雅弗利显然是要把已经褪了色的几个城市的自由扔掉，让它作为专制政体下的牺牲，希望借此赢得国家的统一，从而使后代获得更加伟大、更加高尚的自由的保证。
意大利关于专论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是1613年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使各“王国”获得金和银的丰富供应的方法的。
萨依和麦克洛克似乎都只是随便看了一看这本书的标题就马虎过去，说它只是讨论货币问题的；从书的标题来看，的确可以表明，作者是在以贵金属为财富唯一要素这种谬见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但是如果他们能读一读这本书，把内容仔细领会一下，也许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安东尼·舍拉虽然陷入了以金银充裕为财富表征的错误观点，但是对于财富的起因却叙述得相当清楚。
他当然是把采矿放在贵金属直接来源的第一位的；但是关于取得贵金属的间接手段却说得很有理。依他看来，农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是国家时富的主要来源。土壤的肥沃是繁荣的可靠来源；但更加有利的来源是工业，其间的原因不一，主要在于工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于人民的性格特征，例如高的制度；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
安东尼·舍拉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来看问题的；不是以已有学说的一些推论为依据，或以事前已经决定要宣传与实行的某些原则为依据，然后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他将意大利各邦的情况作了比较，由此看到，有了广大的商业，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