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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我却惊讶地发现，在沥除了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之后，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
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通常被指责的〃空想主义〃以外，还另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这种现实性，正是苏联、中国能够实施快速的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
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第四阶段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这个阶段我深深地卷入了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国家现实经济方针政策的研究和政策辩论。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发表属于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经济观点。1987…1988年，我是当时国内最早在专业报刊（经济学周报）上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赵某些智囊们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我也是最早提出〃诸侯经济〃和当代黑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些批评引起了包括邓小平、陈云也包括赵紫阳的注意。这些观点，后来收入到《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等书中。
这就是我研究和思考经济问题的大致过程。
5、作为一个闯入者
记者：尽管您出版了许多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著作，尽管人们知道你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高层决策。但是，学术界仍然很难承认您是正宗的经济学家（不仅因为您师出无门），也有人始终怀疑您对于经济问题发表议论的资格。
何新：（笑）应该说这是一种学术霸权。但是，霸不成。他们有言论自由，我也有言论自由。我不会介意一些人承认不承认。我追求的是另一种承认被历史所承认。
资格就是一种限制。各种专业、行业之间都有一种俱乐部（行会）式的组织。存在着一些圈内人制订的游戏规则。突破了这种游戏规则的闯入者总是不受欢迎的。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他指出：〃所有的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的例事，说明科学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经济分析史》，1…130。商务版。
其实我本来也无意闯入。然而，经济理论问题太重大了！它并不是一种职业或游戏。它关系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计与安全。
198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就经济问题发表过言论。但是，当一些智囊们提出高速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关于全面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及抛出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引导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问题，我意识到国家可能终将面临由于经济秩序崩溃而陷入的动乱和分裂。
因此我不得不发表我的经济观点和批评。我的批评引起了反弹。反弹又引发了辩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我只是这样才闯入了某些专业人士所设置和试图加以垄断的经济学这块领域的。
最大的一场辩论发生在1990年底，就是《人民日报》以头版要闻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发表了我与日本S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长篇谈话录之后。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回应。
6、〃何新旋风〃发表内幕及风波前后
记者：您刚才谈到1990年围绕你的经济观点而发生的一场大辩论。我在1990年也曾读过你与日本教授的那篇谈话录。
这个谈话录当时在海内外不仅产生了轰动，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将这篇谈话录引发的轰动效应称作〃何新旋风〃。见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孙友仁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关于何新旋风〃。文中说：〃何新旋风这个说法出自大学生之口。寄自长春的一封东北师大教师的来信说：这篇谈话录是一篇有助于人们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好文章，确实引起了众多人们的浓厚兴味，校园里一些青年朋友称之为'何新旋风'。〃孙文收入在《何新批判》第2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人民日报是党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以三版半的篇幅，发表这样一篇谈话录是十分不寻常的。
何新：其实，人民日报决定发表此文前，我曾向编辑部建议，为避免此文造成过大的轰动，希望将此文分为若干篇，采取连载的形式陆续发出。但是高狄社长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就是要轰动一下。结果，一次性全文刊出了，也果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把我放到了火上去烤（笑）。
记者：现在已时隔多年，你可以谈谈关于这篇文章发表的整个背景情况吗？
何新：矢吹晋是日本的一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1990年来中国访问。一位日本友人介绍我和他认识。矢吹晋不懂中文，当时为我们的交谈担任翻译的是日本共同通讯社驻华记者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矢吹晋下榻的北京长富宫酒店咖啡座中，我们就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记者：你的谈话录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矢吹晋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称这个谈话录是伪造的。他甚至否认发生过这样一次谈话。
何新：（笑）那天谈话在现场的包括我带的记录人，还有担任翻译的共同社记者，一共有四个人。证据是很强的。
记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否认？
何新：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谈话发表后对矢先生的处境造成了不利。他在与我交谈时，尽管总是他提出问题，我回答，但他常常处在一种很被动的地位。因为我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很震惊。经常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能惊讶地说〃哦〃。
（与我交谈过的许多西方记者，包括一些极著名的记者，都曾遭遇过这种情况。）
他不可能接受我的观点，但对我的论点又难以作出强有力的现场反驳。而他在日本是一位颇有地位和名气的右翼学者，又是中国问题专家。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对他很不利。
据说在这个谈话录发表之后，他一度甚至受到面临在大学中被解职的压力。
要知道，在日本学术界，右翼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强大的主流。
对由于这个谈话录的发表而给矢吹晋先生造成的困难，我个人一直深感遗憾。
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被发表的谈话录，确实经过我的加工和修整。因为这个谈话记录不是录音记录，而是根据当时我的工作人员现场作的不完整的笔录，事后我作了重大的补充和修订。当然，我作修订的原则是，对对方的提问和观点， 尽量保持原貌。只对我的回答作补充和修整。
记者：我认为这件事你处理得不妥。不管对方观点如何，你不该不经他同意而公开发表一个不忠实的记录。
何新：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做法当然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有一个误会。失误点是发生在新闻单位对这篇文件的处理上。
矢吹晋在与我交谈时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及改革的一些问题，是当时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一系列崭新的思路和想法。
因此在这次交谈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谈话录立即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我立即将它直接送报给了中央最高层邓小平、陈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王震、丁关根等领导同志。这个谈话录我最初并未考虑要公开发表。
但是这个谈话录在内部流传开来。先是《北京周报》的负责人耿先生找我约稿。接着《人民日报》高狄社长也派理论部主任孙友仁找我约稿。他们索取这个谈话录看后，都希望发表。
我对他们说，这个记录已不是原始记录，希望发表时不要使用〃矢吹晋〃的原名，而改称不定格的〃S教授〃。人民日报采纳了我的意见。
但《北京周报》编辑部认为，有真实对话者对外宣传会更有力。因此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未特别告知我，就直接以〃与矢吹晋的谈话录〃为题迅速地译成七十多国文字予以全文发表。
由于《北京周报》也有日文版，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之引起了矢吹晋先生强烈的抗议。而港台一些媒体则趁势鼓噪起哄，对我进行从人身攻击到观点批驳的强大声讨，引发了一场席卷海外传媒的喧然大波。
记者：当时海外媒体确实曾爆妙此事，对你的舆论压力应该是很大的。你当时感受如何？
何新：当时有人可能希望可以借此风波一下子把我搞臭、搞垮。但我只是觉得颇为好笑，有看热闹之感。冷眼看他们如何借题发挥，大炒特炒。多年来，看我在海外的一些对手，我总感觉他们有些弱智，他们竟认为我会犯象那样低级的错误。（笑）
记者：现在已过去了10年。如果你重读这个谈话录，你对它评价如何？
何新：我惊讶当时交谈中曾谈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居然仍未过时。我在此节录其中的几段对话，我认为当时所谈的似乎也正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仍在面临的问题。
请你读一下这篇〃谈话录〃中的以下对话。
7、1990年与日本S教授谈生产过剩与失业
S：日本明治维新后，解决了政治制度改造的问题。明治前，存在严重的地方割据，明治实现了政治统一。但中国，40年制度还是一党专政。这是阻碍现代化的。（这是矢吹晋的原话。）
何新：日本虽然是多党制，但实际从1954年以来一直只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也快40年了吧？
从您提的问题看，您似乎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还不如你们明治时期的制度，这恐怕太离谱。明治以后的几十年，日本实际是军部专政，军国主义。即使从西方标准看，那也绝不是真正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日本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准专制政治体制下，并且通过对亚洲的经济掠夺战争，走完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日本人不起来搞革命呀？就是因为日本人有很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有君臣国家一体的观念。
至于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即使我们承认它有需要改进的各种问题，恐怕和你们明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若真谈封建性的话，贵国明治时期延续至今的那种皇朝政治，旧时代留下的残余恐怕才真正是很多呢。
S：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难道没有其他的原因？（原话。）
何新：许多人总是抱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慢。但我的看法却相反，我认为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恰恰是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造成的。
S：：哦！（原答如此。）
何新：比如人们常常批评中国工业设备的利用率低、企业中人浮于事，有隐蔽失业（据说约多出二至三千万人），成了闲人安置所，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从某种层面看，这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