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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论的有用性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根据自己的分析往往能够确定由一个或几个参数的指定变动所产生的未知变量的变动性质。事实上，我们认为理论在操作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确实包含着对于可观察到的数量的若干限制，根据这些限制它想必会遭到驳斥。〃
实际上，在50…70年代，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对于究竟什么是使经济学接近科学的方法和规范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卷入这场争论的，不是二三流的人物，而是包括被某些中国经济学界视同偶象圣人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样的人物。
记者：有过这样的争论吗？请介绍一下双方的观点。
何新：其中一次重大争论导因于1953年米·弗里德曼的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它的中心论点是抨击当时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理论构筑法，批评经济学家乐于虚拟种种抽象假定（其中包括新自由主义常乐于引用的谋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不应把这些假定错当成现实。
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研究〃是什么〃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它的任务是指出一个一般化的体系，用来预测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人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他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达到一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取决于实证经济学所产生的结论是否，并且值得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作为一种语言，理论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它的作用像一种〃档案〃体系，对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组织，加深人们对资料的理解。对这种档案体系的评价取决于逻辑和事实上的考虑，形式逻辑的准则是能表明某种特别的语言是否完全、是否正确。
作为一种实质性能假说，理论对所说明现象的预测能力必须受到检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否正确，对假说的唯一合适的检验方法是把它的预测与经验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矛盾，假说就会被抛弃，如果两者相一致，假说就会被接受。
弗里德曼一再强调，只有经验才能对假说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验证的对象只应是假说本身的含义，而不能是假说所依据的假定的真实性。
弗里德曼指出，对假说的实质性含义的检验存在很多困难。对社会科学来说，检验假说含义的标准实际证据，不是得自可控制的实验。这类证据常常是复杂、间接和不完全的。证据的收集是困难的，对它们的解释又总是需要细致的分析并包含没有多少实际说服力的连续的推论。
弗里德曼后来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应然的市场假设，并没有遵循他这里倡导的实证方法。
但这里他所概括的实证方法本身，是对培根以来西方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浓缩和提炼，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具有意义的。
弗里德曼说：
〃经济理论应被看作一组实质性的假说，应该根据要想'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评价。只有事实证据方能表明理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说得更明白些，表明理论究竟是被暂时'承认'其为有效还是被'拒斥'。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
这一观点，接近于中国哲人说的〃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观点，本来应是颠扑不破的。但殊不料，它提出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却受到形式主义者的严重质疑。
但是，弗里德曼对于形式主义者滥用假设（即数学模型）的批评，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愤怒回应。与弗里德曼进行争论的另一方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在萨氏看来，经济理论的〃非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点〃。
就难怪他的门徒萨克斯后来会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炮制出类似〃休克疗法〃、〃哈佛500天计划〃那一类远远背离现实的向理想市场经济过渡的空想性改革计划。
我在前面曾谈到笛卡尔模拟欧氏几何的方法论。有人可能认为这个例证陈旧。殊不料，萨缪尔森也作过类似的事。Blaug对此评论说：
〃萨缪尔森提供一个逻辑证明（1966年），但那个证明以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得式〃理论为先决条件，该理论的整个演绎结构保证种种假定、理论命题和那些命题的结果全都相互隐含在一起。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理论没有完全公理化，并不具备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足以表明为什么在区别理论的假定和它们的含义时存在着某种特点。〃
记者：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这场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结果如何？
何新：实际是不了了之。它必然不了了之。弗里德曼不可能把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坚持到底。他如果坚持这样做，势必就会背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了。他不可能这样做。M．Blaug指出：
〃从我们对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察，从没有出现意见一致的情况。〃
弗里德曼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指出这一理论体系的非现实性和非实用性，目的是试图探求使主流经济学回归到经济现实的土壤上，成为更有效地作为政策工具的方法。但是，统治阶级需要这一套将市场经济理论性地全面美化的经济学意识形态。因此，弗里德曼的批评最终被淹没在群起而攻之的噪音之中。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最终并没有形成规范性的统一理论，也没有形成公认有效的方法体系？
何新：这两点都是事实。而且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己私见。是西方主流学派的权威学者们自己也承认的。
几十年以来，对主流经济学非现实性的批评，即使在主流经济学体系内部，从来没有平息过。
20世纪50…70年代出现过一系列抨击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它们都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Blaug的书中列举有代表性的几本名著。他指出：
〃西德尼·舍夫勒的《经济学的失败》（1955年）这本专著使人联想起战前出版的巴巴拉·伍顿《为经济学哀悼》（1938年）。它在否定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一主张方面走得格外远。舍夫勒的中心论点是简单性本身：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时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规律，因而也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琼·罗宾逊在《经济哲学》（1962）中把经济学描绘为一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一部分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媒介，即一种辩护性的特殊辩解。这位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也认为公认的经济学与其说是前者还不如说是后者，她说：
〃经济学蹒跚而行，一只脚按照未经检验的假说行进，另一只脚按照不可检验的口号行进〃。
只是罗宾逊最后近乎绝望地呼吁不要放弃〃经济学能向科学迈进的希望〃，但对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指导原则。
记者：你认为凯恩斯所区分的关于经济学的两种类型：实证的与规范的。其涵义何在？
何新：对一个事物的研究和证明，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实际是怎样，另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在理想上应该是怎样。前者被认为是实证的，后者被认为是价值取向，即所谓〃规范〃的。（凯恩斯语）从纯事实的描述不可能形成应当作什么的价值论。凯恩斯作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使用所谓〃休谟剪刀〃，意思是说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
根据M·Blaug的说法：
〃实证经济学是涉及事实的，规范经济学是涉及估价的。一门实证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一门规范科学的目标是确定理想，而一项方策的目标是形成规范。〃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纯科学的〃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建议的区别，可以追溯到纳索·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
〃然而在30年代，新福利经济学出现了，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没有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
弗里德曼认为，要区别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是不可能的，假装这样做只会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帕累托供求均衡的概念以及与其相联的潜在的帕累托式改进的概念，不应同实证经济学的原理相混淆。自称我们能在不致力于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对〃效率〃问题作出〃科学性〃论断的说法，已经播下了巨大混乱的种子。
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科学主义，但他们很少敢以自己的模型付诸实践。在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中，事实上尚没有发现和确定任何有意义的、被普遍认同，而且在经济实践活动可以从事有效预测的经济科学规律。
11、警惕伪装成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
记者：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呢？
何新：我认为，或者说我所致力的经济学目标，在方法上是必须追求实证和务实。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在一些普遍规律的指导下能够预测一个事件时，我们才找到对该事件的科学解释。在目标上，我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这就是国家利益。在市场经济中，阶层分化不可避免。但我不支持为少数人服务和弃置多数的价值取向。谁来保护弱势的多数？要靠国家、要靠政策、要建立保护弱者的保障体制，靠看得见的手。
历史和政策检证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其原理可疑、政策失败。（如果认为西方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其经济学成功或拥有一批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所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成功，那恐怕连西方人自己都会大笑。）正是当代社会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的一系列原理仍然有效，首先是他的经济学说。因此我主张回归马克思。而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记者：我已读过您关于经济理论以及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些论著。虽然您的一些观点对人有启迪。但我感觉存在一个问题不系统。您在许多问题上批评西方经济学（如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批评休克疗法，但您自身的指导理论是什么？您缺乏一个系统的阐述。您说您的经济理论导师是马克思，但《资本论》及其手稿显然无法应用和指导当前的中国经济改革。
何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二是工作量太大。因此，我过去只能从实践出发，对一些根据西方观点设计的改革指施提出批评。换句话说，我知道一些理论肯定错，但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又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的探索。
记者：你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怎样区分对错？
何新：三个标准。一是逻辑的标准（理论自身内部不存在结构矛盾）。二是客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