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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业绩。在这些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同残酷的阶级搏斗场面的真
实描绘联系在一起的。
中篇小说《农村信使》（1933）描写农民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主人公
卡扎卡为财主当雇工，财主以招他为婿作诱饵，进一步榨取他的血汗。卡扎
卡经过吃亏上当，识破了财主的骗局，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最终成长为
坚强的革命战士。作品真切感人，富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作家三十年代后期写作的几部小说转向了对农村私有制的揭露。其中以
《曼陀罗》、《儿媳妇》最负盛名。
长篇小说《曼陀罗》（1938）通过农村私有者玛丽奥娜的形象揭露了金
钱对社会道德的毒害作用。为了聚敛钱财，玛丽奥娜不惜毒死丧夫的儿媳，
并以自己所信奉的“人对人是豺狼”的人生哲学毒害小儿子。她本人既是这
种私有制的化身，最终也成为它的牺牲品。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
主人公的生活哲学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金钱如同有毒植物
曼陀罗，对金钱的贪婪追求无异于饮鸠止渴。
《儿媳妇》（1942）写农村财主尤塔兰和儿媳妇谢芙达之间的冲突。谢
芙达终日不停地劳动仍不能使公婆满意。过门数年的不育更使她遭到公婆的
岐视和虐待。她的丈夫身患重病，尤塔兰却说成是偷懒装病，是受了谢芙达
的唆使，以致他未治身死。痛定思痛，谢芙达开始意识到丈夫实际上是被尤
塔兰害死。于是，她勇敢地揭露了他曾杀害一个偷摘玉米的小孩的罪行。尤
塔兰为了几穗玉米杀人，把儿子、媳妇视若寇仇，无非是聚敛家财。小说通
过塑造尤塔兰这样一个财迷心窍、泯灭人性的典型、揭露了农村私有制的罪
恶。作者对谢芙达的形象刻画很有心理深度。她是一个旧时代农家妇女的典
型。她要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只能在家庭矛盾的范围内抗争。于
是，她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公然揭发公公的罪行，其思想发展的脉络真实可信。
克鲁姆·维尔科夫（1902—1960）是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名
作为长篇小说《鲍罗沃村》（1933）。它描写了山区鲍罗沃村1923年9月的
起义。山村中有个锯木厂，厂里的农民雇工长期遭受区长兼厂主纳科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在城市工人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之下，革命者马林带领这些农民
工就地举行了武装起义。作品揭示了山村复杂的阶级矛盾，描写了起义由爆
发到被镇压的全过程。作品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充满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四年代还有许多作家写作历史题材小说，如扎戈尔钦诺夫的《最后
一天》（1934）、斯托扬诺夫的《默罕麦德·辛纳普》（1936）、佩特坎诺
夫的系列历史小说《收获》（1930—1937）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
国思想和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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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文学
1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后，经过尖锐复杂的
斗争，保加利亚共产党取得了执政的地位，按照苏联模式在城乡建立了高度
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于四十年代末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保加利亚由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安定。但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也由
于体制的僵化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
发挥，经济未能以应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为社会的近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
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目前，保加利亚已走上了与以往不
同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也领导着文学
事业。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作家世界观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
创作的基本方法。作协组织团结了全国的作家队伍，并引导作家致力于反映
火热的现实生活，注意发挥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四十—五十年代，文学
创作侧重于反法西斯题材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意表现新时期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六七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注意力已扩展到社会道德题材和
历史题材，并开始关注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几十年间，不
论在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领域中，都创作出一批健康的、鼓舞人民积极向上
的作品。一代一代的文学新人也不断涌现。应该说，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
绩还是巨大的。
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曲折一样，保加利亚解放后文
学的发展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学界反对过
“无冲突论”，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生产小说”；1956年后，开展过
反对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此后，作家的创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也逐渐成为开放的体系。但文学中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仍很
激烈。七、八十年代，随着多种文艺思潮与多种创作方法的出现，文学创作
出现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2
保加利亚解放后，无产阶级诗人如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丘里亚夫科
夫等以欣喜的心情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缅怀反法西斯战士的丰功伟绩。拉
德夫斯基发表了反映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暴的诗集 《空气窒闷》（1945）、
伊萨耶夫写了表现集中营生活的诗集《火》（1946）、安德列耶夫写了《游
击队之歌》，抒写了死难烈士在诗人感情世界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许
多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时也以同一题材创作了许多充满激
情的诗作。如汉切夫的诗集《子弹袋中的诗》（1953）、佩伊切夫的《进攻
之前的顷刻》、加贝表现女英雄的长诗《维拉》（1946）、拉林的《士兵日
记》 （1953）等，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作。
解放后不久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些诗人到
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反映建设的宏伟图景、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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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们新的精神风貌的诗作。
伊凡·拉多耶夫 （1927—）的 《旗帜飘扬》（1951）描绘了工地热火朝
天的建设情景。布拉加·迪米特洛娃（1922—）到罗多彼山区生活两年，写
出了诗集《罗多彼颂》（1954）。在诗集中，诗人把耳闻目睹的感受和民间
传说揉合在一起，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写建设题材最有成就的诗
人是潘留·潘涅夫 （1930—1959）。诗人作为义务劳动队的一员，全身心地
投入季米特洛夫城的建设。他的诗集《早晨好，人们！》（1956）感情浓烈、
意境深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赞赏建设成就，而是作为劳
动者的一员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建设联系在一起。诗人宣称：“我不祈望道
路轻松”，“建设事业不能没有我”，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
1956年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一些被挫伤的诗
人，如塔尔切夫、佩伊切夫、拉伊诺夫、格罗夫、鲍日洛夫等解脱了出来。
他们纷纷写诗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先呼唤解冻的诗人是格奥尔吉·加戛罗夫
（1928—）。他的 《早春》（1957）一诗的发表给诗坛带来了春的信息。他
表示要象越冬的鸟儿那样自由地歌唱。汉切夫写诗讽刺了一些在同志之间制
造仇恨的“伪革命者”，称他们是铁一样冰冷的人。阿列克山德尔·格洛夫
（1919—？）的长诗 《不平静的思绪》（1962），诉说了自己在个人迷信时
期的遭遇。诗人从前是一位反法西斯革命战士，解放后却遭到不公正的打击。
诗歌描写了他当时思绪万千、愁肠百结的精神状态，并为正义得以伸张而感
到庆幸。
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一些三十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如弗尔纳耶夫、
巴格良娜等也写诗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创作生命”。尼古拉·弗切吉耶夫
的《沿着你的道路走过》、多拉·加贝的《等一等，太阳！》（1967）倾诉
了自己的对新时代的感怀，表达了对祖的真诚的爱。
在1956年以后的诗坛上，加戛罗夫、马特夫、麦托迪耶夫以社会政治为
题材所写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
加戛罗夫在发表《早春》之后，于次年发表诗集《在沉默的时刻》，倾
诉了他对违反社会主义准则的现象的不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充满了
挚爱之情：
革命啊，
你在我的脉管中，
注入了纯洁而欢快的血液，
给了我听觉、视力和意志。
然而为了维护革命事业的正常发展，诗人请求母亲——党教会他识别破
坏社会主义准则的人。
加戛罗夫的诗歌感情真纯炽烈，诗风刚劲有力，博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
赏。
帕维尔·马特夫（1924—）的诗集 《海燕在浪头休息》（1963）、《未
被伤害的世界》 （1970）显示了诗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表明，看待事物不能依据陈规陋见和虚幻的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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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习惯令人反感，
如今我们已不在梦中相见。
这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发出的抨击。
米特尔·麦托迪耶夫（1922—）于50年代写作了反法西斯著名长诗《季
米特洛夫的后代》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数部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和党的诗集，
如《为了时代与自己》（1963）、 《巨大的变迁》（1971）等，表现了诗人
忠于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的精神来自你的精神
我的道路由你的道路引申，
我来自你这里又回到你这里，
你曾经用旗帜包裹着我，
你曾经用双手搂抱着我。
（《献给党》）
诗人常常喜爱在作品中同时代对话，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向时代和社会发
出严峻的质问，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责任与良心的天平之上。这赋予他的诗歌
以凝重深沉的格调，读来激动人心。
六十—七十年代，诗坛产生了一大批新秀，如巴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