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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业空前繁荣起来。
在文学方面，不仅作家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空前增多，而且各种文
学样式与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构成了这时
期文学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代表是伐佐夫、斯托扬诺夫、维利
契科夫、米哈依洛夫斯基、康斯坦丁诺夫、斯拉维科夫、雅沃罗夫等。他们
创作了大量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文坛上还出现了民粹派文学。其代表作家为弗拉依
科夫、采尔科夫斯基、巴克西莫夫等。他们的作品固然反映了农民破产和无
产阶级化的过程，但却美化了宗法制时代的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登上了
文坛。代表作家是波梁诺夫和基尔科夫。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
开始传入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布拉戈耶夫、巴卡洛夫等杰出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显示了他们的战斗锋芒。
九十年代末，还出现了个性派和象征派文学。个性派的代表人物克雷斯
特夫以 《思想》杂志为阵地，宣扬建立在尼采哲学基础上的“个人至上”思
想，在创作上则标榜逃避社会生活所谓“纯艺术”，它对少数作家产生过消
极影响。象征派的代表作家是特拉扬诺夫和利利耶夫。象征派文学同现实生
活的关系也比较间接，但对于丰富诗歌的艺术形式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次
大战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下，受象征派影响的诗人转而向现
实主义作家的阵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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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小说创作面临的首要课题是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
光荣历史。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丰功伟业、海杜特和人民大众的可歌可泣的
斗争精神，尤其是1876年4月起义中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更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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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灵感的源泉。此外，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维护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也
成为小说创作的新的任务。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久便热衷于争权夺利、聚敛
财富，把民族复兴的理想抛诸脑后。对此，民主主义作家深为不满，在作品
中揭露和批判了这种倾向。
在最初阶段，写民族解放斗争题材的作家有斯托扬诺夫、维利奇科夫、
伐佐夫等。
扎哈里·斯托扬诺夫 （1850—1889）的《保加利亚起义札记》是当时兴
起的回忆录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4月起义的卓越丰碑。作品真实地再现了
起义准备、爆发和被镇压的全过程，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斗争精神，生动
的描绘了民族解放斗争高涨年代的生活画卷。
康斯坦丁·维利奇科夫 （1855—1907）的回忆录《在狱中》，真实地描
写了起义英雄失败后在狱中所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他们坚贞不屈的革命气
节。
伊凡·伐佐夫（1850—1921）是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青年时代深受波特夫的影响，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写作诗歌。其中，《帕
纳鸠里起义者》一诗成为1876年4月起义的战歌。4月起义失败后，伐佐夫
流亡罗马尼亚，在此写作了诗集《旗与琴》、《保加利亚的哀伤》及《拯救》。
这些作品被称为歌颂4月起义的诗歌三部曲。其中许多诗被谱成歌曲，传唱
至今。
国家独立后，伐佐夫回到祖国，组织文学团体，创办报刊，建立民族剧
院，并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
和小说《流亡者》艺术上成就最大。
面对新权贵们背叛民族复兴的理想，伐佐夫愤然写作了《被遗忘者的史
诗》，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反对新权贵们忘记过去的可耻。其中每一
首诗歌颂一位“被遗忘者”——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伟人，如民族复兴运动
的先驱帕依西、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列夫斯基、拉科夫斯基、本科夫斯基
等。这些作品字字行行蕴含着诗人对“人民的使徒”——民族复兴先烈的崇
敬，也歌颂了人民在战斗中的觉醒和成长。组诗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了民族
解放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息，音调激越昂扬、
语言优美丰富，是伐佐夫诗歌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流亡者》（1894）是一部以流亡在罗马尼亚的革命者的生活为题材的
中篇小说。作品没有纵贯全书的中心人物，而是围绕斯特兰加、马其顿斯基、
布勒其科夫等人的流亡生涯构造情节。这些人爱憎分明，英勇无畏，是“禁
闭在异国笼子里的巴尔干的雄鹰”。他们忍饥挨饿、饱经风霜而不悔，他们
甚至举止粗野豪放，但对于祖国的眷念与思乡之情却使他们拥有一颗最温柔
的心。他们徘徊于多瑙河岸，一连数小时遥望祖国的国土。多瑙河在他们眼
中是那么狭窄，他们无时无刻不想跨到对岸，在祖国的国土上举起义旗。最
后，这些英雄人物都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些人物形
象的塑造，作者歌颂了民族解放志士的爱国精神与高尚的革命品格，并以此
反衬现实，启发人们的爱国心。
伐佐夫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轭下》（1894）。作者因不满
独裁政府的统治，于1887年流亡敖德萨。在此，他回想起过去那些“决定命
运的日子”，心情不能平静，便以1876年4月起义为题材写成了这部作品。
《轭下》通过白拉切尔克瓦这一局部地区起义的酝酿、准备、举事与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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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描写，真实而艺术地展现了保加利亚民族的新觉醒与总奋起，歌颂了保
加利亚人民不甘心忍爱奴役，渴望挣脱土耳其统治的重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
沉着坚毅、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
小说开头，革命者奥格涅诺夫来到白拉切尔克瓦，在磨房里杀死了两个
行凶作恶的土耳其人，打破了这里的平静。随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卷入了这
场斗争。面对土耳其人的严酷统治和暴行，群众的革命觉悟日渐提高。在“一
个民族的疯狂”一章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起义准备进入高潮的真实情景；
川流不息的宣传员跋涉于乡村田野进行起义的鼓动，各地革命委员会昼夜不
停地派遣信使传递消息和命令，农民赶造土枪土炮，年轻人练枪法、妇女们
缝袜子、烤饼干，皮鞋匠做背包、子弹带和军鞋，连思想保守、顾虑重重的
财主马尔科也献出了他的樱桃树制造炮身。正如作品中所说“保加利亚的民
族精神从来没有发扬到这样的高度”。
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沉浸在初享自由的欢欣与渴望胜利的盲目信心之
中。他们全然没有想到，一支全副武装的土耳其正规军偷偷地结集，并向他
们猛扑过来，把他们击倒在血泊里。小说的悲剧性结尾，艺术地展现了历史
的真实。
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形象。奥格涅诺夫是小说的
主人公，是坚定的革命者，作者把他置于斗争的漩涡和生活的激流中加以描
写。无论是面对出生入死的考验还是处理同女教师拉达的爱情关系，作品都
表现出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
伐佐夫在《轭下》中以现实主义方法全面展示出一幅保加利亚民族解放
斗争的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小说结构紧凑，情节变化有致，细节描写真实
细腻，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丰满，是一部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史诗式作品。
1889年，伐佐夫回国担任教育部长。到二十世纪初，他发表了短篇集《花
花世界》、长篇《新的大地》和《卡扎拉尔女皇》、喜剧《升官图》等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伐佐夫对政府的腐败黑暗、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进行了深刻
的揭露，从而把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巴尔干战争后，伐佐夫写了五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他一生共写有
六十余部作品。这些作品是保加利亚半个世纪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1863—1897）为著名讽刺作家。曾任检查官和
律师，由于刚直不阿，遭到解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犀利的笔锋对资产阶
级政党进行猛烈的抨击，因而遭暗害。
康斯坦丁诺夫写有不少杂文和游记。讽刺小说《甘纽大叔》是他的代表
作。作品主人公甘纽是个野心勃勃、粗俗不堪的玫瑰油商人。他自称跑遍了
整个欧洲，但无论到哪里都闹笑话，出尽了洋相。他对异国的文明开化、社
会习俗很不买帐，称其为装腔作势。然而，他回国后对周围的人却十分自负，
处处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他从欧洲回国后，见到国内政局变化不定，居然趋
时髦、赶浪头，决心投身政界。他纠集了同伙同道，参加竟选。为了攫取权
力，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并控制选举。他还挤进新闻界，创办报纸，
无耻吹拜执政党党魁，而该党魁下台后，他又极尽漫骂之能事。《甘纽大叔》
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由十八个独立成篇而又有连续性的小品组成。它
成功地塑了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集中表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原始积累
阶段新兴资产者的典型特征。作品的前半部，甘纽大叔在欧洲做玫瑰油买卖，
还刚蜕去农民、小资产者的外皮，身上既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吝啬贪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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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又有小生产者眼光短浅、保守固执、缺乏教养的一面，因此在文化程
度较高的环境中，经常陷入可笑可悲的境地。但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是在作
品后半部展现出来的。出洋归来后，他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对自己发财的
重要性，从小商人变成了企业家、政客。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他十足显示出
一副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变色龙形象。作者巧妙地运用幽默讽刺、夸张对
比等手法，刻划了主人公多层次的个性特征，读来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恨。
安东·斯特拉希米罗夫（1872—1937）是曾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家，但其
主要倾向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着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的困
苦和独裁政府的专横跋扈。主要作品为短篇小说集《笑与泪》、《十字路口》、
《霍罗舞》（长篇小说）及剧本《幽灵》、《婆母》等。斯特拉希米罗夫的
《笑与泪》中最杰出的短篇为《科恰洛沃的纠纷》、《在田野》、《走上宽
阔的路》等，这些作品较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矛盾。《科恰洛沃的纠纷》
写财主塔修和神甫瓦西尔从逃离的土耳其人手中廉价购买了大宗财产，而神
甫死后塔修又夺占他的土地，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