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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1940年3月27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当着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陆
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面，谈到他对“东方的形势……不断给以极大关注”，
对这句话的抵触情绪大概前者要比后者少得多。当时俄国仍坚守在波兰的分
界线上，另外，希特勒对按协议向俄国提供作战物资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些
对一个反应敏锐的军事领导来说，都是应当进行初步研究的明显征兆，而无
需发出警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年春季以前这段德国领率机构进行内部建设
时期，很少将统帅部参谋部用来为准备未来作战服务。这与毛奇或施利芬时
期不同，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部缺少在和平时期对超越国防以外目标的研究。
希特勒以其“单个行动”取代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对陆军总
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各项措施严加管束，甚至将其排斥在外——如进攻丹麦
和挪威的行动，而自己包揽一切，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倾向，它不仅会给国
防军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还会损害更大范围的内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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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军种的关系
如果说国防军统帅部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其核心
是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在1938年晚秋时还尚未表面化，那么
到1939年9月27日，当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线发动攻势时，他们之间的关系
便骤然紧张起来。对于陆军来讲，已不是单纯地抵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人
憎恶的“作战上的干预”，对于这一点，陆军早己从约德尔以往的活动中领
教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在一边，擅自决断；而且，
除了定下进攻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
行动。这意味着，国防军最高统帅已着手接管陆军的指挥了。如果希特勒能
把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这股国防军中最强大的指挥力量拉到自己一
边，同时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排挤出这种指挥领域，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处于
建设时期的德国大本营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时又以陆军总参谋部取代了
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预所带来的结果，与他期望的截然相
反。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巩固他在军事领域里的独裁，以“对下绝对专制”
来替代陆军总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将来依然如此——在军事专业上的、
认真负责的咨询，摆脱陆军总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为了尽快和稳妥地实现
这一目的，为了将陆军总参谋部排挤到——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仅是
他的决心和命令的执行机构的位置，同时为了竭力利用这部得到他赞许但又
无法代替的下达命令的机器，希特勒想在未来作战中，将陆军总司令、陆军
总参谋长及其一个小参谋部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距离人手约束他们的行动。
这样，陆军总司令部到1939年秋季面临着一种冯·弗里奇大将①曾经发出警
告的形势，弗里奇男爵在过去围绕领率机构体制的争论中，曾以警告的语言
指出：“人们休想要求一位陆军总司令根据别人的方案去夺取胜利。”但是，
事态发展的结果还是形成了一种元首与总参谋部那样的关系。在以后的年月
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以他当年任土官时，与其8个人的“班”的关系来比
喻今天这种关系。
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没有参与最高统帅下定西进的决心。但是，由于他
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及其参谋部与陆军
总司令部的关系，再次陷入苏台德危机时期那样的对立状态——尽管程度不
同。凯特尔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为面前不是没有压抑感，但他仍是对陆军
首脑好言相劝，在独裁者的要求下无把握的担保——一厢情愿地从中斡旋。
约德尔却恰恰相反，他将这一事态的发展，视为是朝他所主张的小型陆军总
参谋部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划分职责界限的问题，而是
毫不犹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机会打入陆军的领导。
贝克曾警告过，严防“暗处的和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今，陆军却为这种影
响打开放便之门。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并不是轻易地屈从于最高指挥的要求。在他们
两者之间，再次出现了对方向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
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专制权势，相信能够迫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
他们的要求；另一方，没有被政变所吓倒，主张应自觉为普鲁士德国军人的
财富免遭厄运而尽力。1938年秋当危机达到高峰时，布劳希奇曾向国防军统
帅部参谋长“发誓”，他要忠于职守，而现在他却将以往的豪言壮语抛在脑
后，不敢起来反抗希特勒的西进决定。这样，陆军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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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还必须违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设想来拟制作战计
划。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司令部起初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仅对希特勒
的意愿表示支持。后来，陆军总司令在西线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的一致支持下，
终于在1939年11月5日，这个下达最终进攻命令的第一个规定日期，采取
行动，提出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和迄今的战争计划的观点，至使希特勒粗暴
地打断了陆军总司令的报告。在戏剧性的11月23日，气氛依然十分紧张，
希特勒在空、海两军种将军代表面前，指摘陆军全体将军们是掣肘于他的优
柔寡断之徒，并拒绝了布劳希奇会后提出的退职申请。尽管如此，大约从1939
年岁末开始，陆军总司令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愿意符合希特勒意愿的倾向，
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这样将凶线攻势的发起时间推至1940年存季就有了
客观基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重国防军统帅部，轻陆军总司令部的状
况，而且，不久就带来灾难性后果，使陆军受害非浅。
在这里，似应再次强调指出，战后敌、友广为传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他们把在国防军和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在大本营建设时期，重新燃起的，而已
完全是由对希特勒及其作战指挥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冲突，也归咎于冲突双
方的全体军官。
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存有很多误解了赖歇瑙大
将。起初，他心甘情愿地与民族社会主义为伍，使得他在1938年1月和2
月危机中，几乎成了弗里奇大将的接班人。对此不仅希特勒竭力反对，就连
凯特尔和约德尔都认为他是陆军老军官团中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早在波兰战
局前，赖歇踏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就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公然反对希特勒
在1939年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从而扩大战争的企图①。两年后，由于情况的
逆转直下，希特勒于1941年12月拒绝了赖歇刷作布劳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议，
并说：“他对我来说过于政治化了；猫总是要捉老鼠的②”。
海军和空军在那几个月里，在关于西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对战争计划施
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③。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陆军实施的作战行动和指挥上，
空、海军总司令也懂得尽力避开希特勒的影响和干涉，或者在发生意见分歧
时，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希特勒由于在空、海军问题上的知识贫乏，所以
对戈林和雷德尔十分尊重，至使约德尔在他们面前也退避三舍。海军和空军
由于在专业和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与陆军相比，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除
个别事件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与空军的关系是由于空军的力量不断
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绝出兵，导致希特勒介入以后，才变得紧张的。
直至战争后期，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往
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对海、空军总司令有特殊照顾。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
他们按照希特勒偶尔所作的口头报告行事就足够了，自己保持有较大的独
立。他们对希特勒周围的一群军事幕僚敬而远之，他们也常常目睹陆军首脑
在总理府受刁难的窘态。在雷德尔自己的与希特勒谈话记录中，很少或根本
没有第三者。戈林几乎总是“下不违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报告时间以外，
他还可以经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门。而他对战争的影响很少是有根有据的，这
就足以使第三帝国的这两个巨头的诡秘举止，多次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遇
有机会，戈林便派他的总参谋长，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军和空
军总司令采取的这种作法，常常在海战和空战领域产生弊端。希特勒在海、
空战方面所作的有关决定，也没有一次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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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周围的将军们，对陆军总司令、对本军种的责任感，有意采
取蔑视态度——除非陆军对战争全局具有关键作用之时。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到希特勒那里去作口头汇报，一般都是应召而
去，而且在大本营建设时期的数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甚至连希特
勒举行的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直到1939年12月
初以前还没有陆军代表参加。这种矜持态度，早在波兰战局中，陆军总参谋
长哈尔德就曾采取过，这在“措森精神”①与希特勒的个性对立情况下，是
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在其高级军事职位上，
表现得能力超群，举止高雅，但与希特勒的会见，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肉
体上的折磨，经常使他处于“瘫痪”状态。哈尔德的思想与他的总司令完全
一致，但是他对这种影响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维护自己立场时，能以准备
充分、把握十足的论据，辅之以铿锵有力、透彻精辟的语言，远远胜过希特
勒周围的高参。
由于凯特尔和约德尔分头与陆军总司令部里的新任军官们保持口头联
系，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潜在的紧张有增无减：统帅部参谋长
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保持联系，约德尔则与陆军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上校
冯·格赖芬贝格保持联系。当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需要
向陆军总参谋邻传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强行让他们接受时，多次被召来总
理府的是冯。格赖芬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总参谋部中校豪辛格。据当
时8、9个月的日志记载，约德尔与哈尔德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
样，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仅同哈尔德的第一助手冯·施
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进行过一次工作会晤。凯特尔和哈尔德之间也进行过一次
谈话，并达成谅解。
不久，这种工作会晤少、更多是应召来总理府的现象——这是效仿，1938
年春季进军奥地利前的作法——还逐渐变成与受宠的陆军将军们进行个别磋
商。譬如，希特勒与当时的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曾讨论组建一个特种突
杰群，用以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