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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也取得了主动权，东方形势急转直下，德国人本营陷入从未有过的震惊
之中。甚至在同一时期，隆美尔将军从北非向1941年3月的出发阵地后撤一
事，都很少引起大本营的注意。然而，希特勒对东方发生的威胁性灾难却视
而不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才于12月11日对美宣战。
这样，希特勒又一次未与国防军进行任何协商，个人独断专行，开始了
两线作战。如果按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数个月内，将俄国的“军事力量”
摧垮再集中国防军的兵力解决西——那么现在只能是首先解决在战争潜力上
占压倒优势的东方敌人，克服目前东线的严重危机。而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是
要使战争计划完全适应新的形势。然而，希特勒依然习惯于“即兴发作”，
仓促定下决心，致使德国第6集团军于1942年11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在
同一时间，隆美尔军在北非失利。
这一年，希特勒不仅在战略战役指挥领域已经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而
且战争形势骤然恶化的迹象越是明显可靠，希特勒越是在内部将注意力集中
在从形式和人员上，进一步削弱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使其完全顺从他一个
人，经希特勒这一摧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变得支离破碎，所剩无儿，希
特勒却将其集中在自己手中，为其无止境的权欲服务，德国国防军指挥上的
混乱不堪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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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冬季危机
（1941年——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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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转折
正当国防军最高司令于1941年12月2日匆匆飞往南方集团军群，追究
从罗斯托夫撤退下来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责任时，各种闻所未闻的情报和报
告象雪片似地飞到陆军总司令部：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已精疲力
竭；担任进攻莫斯科任务的中央集团军群，现已无力在全线采取统一行动；
零下 30°—35℃的气温，已使部队和武器处于瘫痪状态；“遭重挫的危险”
已近在眼前，其后果难以预料；甚至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的精锐师都对希特
勒存有“信任危机”，而博克元帅也同时与“集团军将领之间关系紧张”，
要求陆军总司令从中调解。
陆军总司令部通过电话从各集团军群司令和他们的总参谋长得到的这些
情报。并不是一字不漏地转给了大本营。但是可以肯定，冯·布劳希奇元帅
及其总参谋长会不加掩饰地将形势的真实情况报告给希特勒。然而，对于12
月6日的“元首报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却典型地说：“他（希特勒）
没有从数量上权衡力量的对比”，还坚持从“敌人的俘虏数字上证实自己的
优势”。在哈尔德同一天的日记里还表明，希特勒拒绝考虑形势的发展，只
承认部队需要“重振精神”，继续执行他的既定方针，即在俄国南部占领顿
涅茨盆地，准备夺取迈科普油田；在俄国北部与芬兰取得联系。第二天、陆
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夫所望地在他的日记里开诚布公地写道：
“又是令人沮丧和羞耻的一天。陆军总司令几乎不再是信息传递者。元首越过他，
直接与集团军群司令联系。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最高领导不了解自己部队的状况，象
一个修鞋匠修修补补，只能靠下决断过日子。”
直到1941年12月8日，希特勒的大本营才对当前的形势变化有了较正
确的认识。国防军统帅部第39号指令指出，”立即停止一切较大的进攻作战
行动，并转入防御“，因为“冬天突然过早降临……给供应造成困难”。指
令还确队了前不久敌人造成的威胁。希特勒还命令陆军总司令部，根据自己
的处境建立一条“节省兵力”的防线。但希特勒又以附加条件对陆军的这种
行动自由加以限制：对敌人作战或军事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必须加以固
守；其他战线不是为敌所迫而后撤时，只能在后方阵地状况允许时才可实施。
必须保持为1942年恢复大规模进攻作战的先决
条件。未完成的进攻企图，在指令中仅被列为“特殊任务”，但却强调
了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任务。为补充部队的损失，陆军指示，应对后方勤务
机构进行清理；若想进一步增强兵力，只能从西方占领区抽调部队。再没有
其他后备军了①。如果从战略角度将这一新指令，看成是1940年7月希特勒
战争计划的破产，那么可以断定，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及其同僚们，在
所谓最终战胜苏俄的呼声渐渐偃旗息鼓的余音里，已竭尽全力完成了这一指
令。同日，陆军总司令部也在一份作战命令中，毫无异议地将指令精神下达，
甚至在命令的序言里指出，战局开始时所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时隔不久，
希特勒又以“狂热”的意志坚持既得的战果，禁止部队后撤一步，否定了自
己刚刚宣布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个指令无论从眼下看还是从长远看，都未
给部队以任何帮助。由于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前前后后所犯的错误，以及所
进行的冒险——不仅是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使早已负担过重的进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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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消耗殆尽已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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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参战
德国统帅部对东线战争的转折漠然处之，也许是因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
到了日本对美开战所取的战果上。德国整个大本营乃至第Ⅱ号宿营地的人
们，都沉浸在欣喜狂欢之中。然而，他们只是看到了事情本身。那些在此刻
看得更远的人，却无动于衷，显得更加沉默。当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其中包括
凯特尔将军和约德尔将军，突然离开战地大本营回到柏林时，人们还不知道
此行的目的。直到12月11日中午，即希特勒在国会上对美宣战时，作者才
从电话中得知此事。
约德尔从柏林打电话给瓦利蒙特。当时。瓦利蒙特正同参谋部的几位军官用餐。约
德尔在电话里向瓦利蒙特转告了最新的变化：“您听说没有，刚才元首已宣布与美国处
于战争状态？”瓦利蒙特：“听说了，不过太使我们感到意外了。”
约德尔：“现在参谋部的任务是，需要研究一下，美国将首先向哪个方向派出其主
力部队，是远东还是欧洲然后再做出下一步决定。”
瓦利蒙特：“是的，我也认为此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
考虑过对美国作战，因此我们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改，完成这项任务可不是轻而易
举的事。”
约德尔：“您看看您能做些什么。明天我就返回，再进一步商谈吧。”
就这样，大本营开始了对美国的战争，直到1945年5月在易北河畔结束。
在上文曾提及的1941年3月5日的“与日本合作的指令”中，称”共同
的作战目标”是“迅速使英国就范，从而避免使美国参战”，接着，海军总
司令按照同一指令，负责“协调”双方的海战计划。希特勒向海军总司令强
调指出，即使美国实施罗斯福的“射击命令”，也必须避免给美国以任何参
战的借口①。尽管如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第二个陆军总参谋长
的身份，对这一问题及时地进行了研究。也许约德尔收集的材料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了希特勒的决心，即认为，美国至少不会参加欧洲的战争。
在当时的情况下，希特勒对美宣战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在希特勒在对美
宣战的当天，责令其外交部长签署的“德、意、日……关于共同作战的协定”
也同样是一纸空文。1942年1月3日，希特勒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所
阐述的思想，也只不过是出之于一种战略愿望。但他还是想从这样一个事实
中——……两个如此强大的军事强国——日本和德国——相距遥远，却并肩
作战……这在历史上大概还属首次”——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状况，就
有可能通过作战行动上的周密协调在作战中产生一种杠杆作用，这势必对敌
人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就会迫使敌人不停地调整重点；分散其兵力。他
不相信美国还有勇气在东亚地区发动进攻。”里宾特洛甫则认为。要说在目
前形势下东方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日本可能在这种形势下于5月份进攻
俄国”。大岛浩也认为，当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后，“必定会有一天进
攻俄国”。然而，希特勒对此并不感兴趣，他认为“对德国最重要的是，日
本不要输给大英帝国……英国也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肯定不会输给俄国
人。”
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人们，便同意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观点—
—尽管没有可靠的证据，确信美国人会将重点首先放在击败德国上。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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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兵出现在欧洲和非洲的时间还尚未到来。此外，他们还认为，日本的
高度战备状态，首先对“轴心国”有利，特别是它能将俄国强大兵力牵制于
远东，尽管日本人同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42年1月18日，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与意大利和日本同级的参谋长
全权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意、日军事协定”，这是继1941年12月政
治协定后的又一个协定。文件是在外交部领导下，由三国条约的军事委员会
拟制的。由于“轴心国”的这一组织。无从了解德国的作战企图，因此“协
定”实际上只限于划分海上贸易战的分界线，以及诸如通信、供应、技术和
装备问题等般军事合作。现在人们谈论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和美国，却忽略了
俄国。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既没有参与该文件的拟制，也没有看过一眼。因此。
德、日之间的军事关系只局限于日本军官偶尔来德国大本营访问。在这里，
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大使大岛浩将军，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大使的随从进行
了磋商，本来，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是大本营的军事工作场所，但却没有一
个日本军官光顾。
15个月以后，即1943年4月，希特勒对日本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
1943年4月5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作了如下一番谈话。
“约德尔：日本人确信，1943年，重点将在欧洲战场上。
希特勒：不要这样高兴。
约德尔：（日本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撤退已经成功。
希特勒：对日本人说的话，不要当真，我就一句都不信。
约德尔：是不能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是一批心是口非的人。
希特勒：他们肆意撤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必须有所提防……
最近，日本人到底干了多少事！日本才拿出30几个步兵师？真是可笑。日本比德国
人口多……他们可以拿出120个师。而他们实际有多少兵力，人们还不知道现在我唯一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