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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
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
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
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
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
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
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
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
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简明扼要地
解释说:“在这次会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应当这样说:他
对人们对希特勒计划的反应和异议一无所知。凯特尔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
即他身为统帅部参谋长,没有参与将希特勒的要求变成命令、从而将其赋予
一种固定形式的活动。然而,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战争
时期和战后的表现。在巴尔干战局,在夺取克里特岛行动中,在赫斯出走以
及“伸斯麦”号战列舰沉没,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凯特尔还是约德尔,都
一反常态,对希特勒百依百硕,尽阿谀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5个多星期之后,陆军总司令部终于5月6日呈递了一份
文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份题为“陆军总司令派出的特别用途的将军”
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陆军总司令签字,“报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处长
瓦利蒙特将军亲启”。这份命令草稿是作为“关于处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
以及为统一实施1941年3月31日下达的任务的方针”。在“集团军地域”
一段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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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领导(政治委员)是……部队安全和被占领国安定的极大危
险……
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
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 (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
表或领导 (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 (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
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
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
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
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
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5月
6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
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
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
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
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在
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
对部队下达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
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
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
长提交报告?①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
与此同时,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
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 (凯特尔)。瓦利蒙特未
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
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
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
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凯特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5月9日将陆
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
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
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
绝对必要向希特勒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希特勒就会向前线派遣“保
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
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
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①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希特勒呈递的“第3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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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
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
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瓦利蒙特从瓦格纳那里
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
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
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
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5月12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
摘记开头写道:
“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
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3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
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
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
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
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
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
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
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
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凯特尔,而是
送交约德尔。他认为,约德尔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
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
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
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
希特勒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
瓦利蒙特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
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
①。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
心。
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
了此事。据我回忆,约德尔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
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月13日)”,以
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
安排”(注:在审判中,约德尔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
凯特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
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
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
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
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5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
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
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过的“政治委员命令”的最后稿本。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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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他模仿罗森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议,全部取代了陆军总司令部拟制的
命令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几乎连措词都被采纳了。瓦利蒙特在欣慰之余,还
感到兴奋的是,命令没有希特勒的签字,也没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国防军统帅
部呈递“实施报告”的要求。于是,国防处长决定自己签署一份说明,连同
“政治委员命令”一起下发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他还曾加了一句话:
书面命令仅“发至集团军司令、航空队队长以上”。他认为,一切与他具有
同样思想的人,都会借用他的这些说明和补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在
这件事的前后,国防处长都没有向他的上司——凯特尔和约德尔——透露过
一个字。
这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出笼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饰的历史。在给“政
治委员命令”降调的工作中,当时的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军官们
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在希特勒尔后发布历次命令时,情况都大致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