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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以外，他的诚实态度还巩固了最高统帅对他在军事判断方面的信任—
—他同时也背起了一个败坏名声、束缚双手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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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鼎盛时期
（1940年5月——1941年12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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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期形势
5月初“从挪威传来的捷报”，为西线攻势开辟了道路。希特勒决定“几
天后”开始新的战局；约德尔则建议，两次作战行动要在“时间上和力量上
区别开”，因为空军在5月份仍有大批空军部队被牵制在挪威。
西方战局开始前的几天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几天，在这几天里天气预报和
进攻命令不断更改。空军总司令每天坐在司令部里“收听”天气预报，因为
他的飞行员和伞兵部队比其他军种更需要好天气。在总理府举行的有关会商
会上，照旧没有陆军代表出席，也没有向陆军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要求
他们准备200万兵力，在24小时之内随时准备参战。希特勒自己在5月7
日这天“对再次延期极为恼火，这有泄密的危险”。次日，他依然，“暴躁
异常”，声言他再也不想等了。但是他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违心”
地让戈林，将开始行动日期最后一次推迟至5月10日，“但再也不能往后推
延一天了”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准备行动的信号，他不想再等待有利天气了。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对希特勒的决定随声附和——这已成了他的习惯。然
而，运气帮了希特勒的忙：5月9日傍晚9时，即按大事年表中“元首发布
进攻命令的最后期限”的前半小时，空军总参谋长报告说，“10日天气晴朗”。
为表彰空军气象工作者们的功绩，该处领导荣获一块金表。
5月10日清晨，领率机构的各个小组——后来就是由这些小组组成了德
国战地大本营。从四面八方于不同时间，分乘火车和飞机向奥伊斯基兴地域
集中。希特勒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样，乘坐“元首专列”，于前日下午从柏
林附近的小站出发，向北驶去，以便在黄昏前踏上西进之路。将近半夜时分，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担任要职的军官们乘国防军统帅部“信使队”的一架飞机
由施潘道附近的一个机场起飞；国防处的其他军官和官员，会同秘书、绘图
员和通信人员乘坐国防处的特别列车。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第
一个精干的参谋部，由措森出发，进驻希特勒大本营附近的“林务所”①。
翌日清晨6时许，国防处“战地队”在明斯特艾弗尔城北部的罗德尔特
村的一座大庄园里聚齐。距这里仅数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挤满了开进的纵队，
潮水般地向西方边境拥去；头顶上，已方的飞机划破了黎明的晨空。从庄园
外几乎无法看到的简单实用的房屋，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为我们大约5名
军官和官员以及30—40名辅助人员，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寝条件。然
而，我们却不得不与最不受欢迎的邻居毗邻，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
他的贴身卫队，这些人不分昼夜喧闹不止。希特勒对饮食不厌其精，需求量
颇大。为运输这些补给品，更是车马喧嚣，不绝于耳。在整个战争期间，Ⅰ
号宿营地一直如此，而国防处战地队的供应却与陆军各单位的一样。这两个
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单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关系，在后来的战争
岁月里，再未在一起住过。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随员们一同来察看国防处的
办公室和设施。他时不时地向一些他熟悉的军官点点头，但是他的军事“工
作班子”的大部分成员，不论是军官还是职员，如同过去一样都似从不相识。
在尔后的战争年月里，他从未再光顾过Ⅱ号宿营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来柏林总理府的将军和副官们居住1号宿营地，有一
条由高高的铁丝网篱笆围起来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
灌木丛中。灌木丛中散布着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掩蔽所，充当他们的工作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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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餐厅也设在掩蔽所里。在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高地上，建
造了一所约三四米见方的临时木板房，作为地图室和情况研究室，一切大型
的会商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举目远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
层林叠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平。战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国
际军事法庭上曾说：“元首大本营纯属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混合体……除了许
多令人振奋的时刻以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军人来说，元首大本营里的生活
简直是一种殉葬……，因为它不是一个军事的，而是一个民事的大本营，我
们这些军人是那里的客人，在那里工作满5年半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这
种想法，约德尔将军在1940年5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说他在这一过程中，
是想利用“工作班子”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希特勒那里占一席之地。他的这
一描述，用在希特勒那批亲信头上，也许比用在Ⅱ号宿营地的头上更为合适，
在这里生活的都是兵，而且完全按照军人的准则生活着。不过，约德尔的话
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整个大本营的精神实质。然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实
质，不是来源于由那些大多数身着军灰色制服的非军人所构成的内部实体；
也不是来源于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围的军事要人之间搞平衡的那些党内要人的
不甚强烈的冲击；而恰恰是驾驭大本营的希特勒自己，是他给大本营的这一
精神实质赋予内涵和形式。尽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尽管他
对国防军的发展发挥过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战争爆发就把整个身心倾注在战
争指挥上，然而他却缺少一种合作共事的观念——这是世界所有军人独具的
气质，具有这种气质人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正派庄重，能作到信赖、真
诚、坦率和自我牺牲。然而，希特勒对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军官都无诚实可言。
他毫不顾及地窥探他的部下，利用他们的长处和弱点，随时准备端出他在
1939年11月23日对三军总司令讲话中的一句威胁的话：“我什么都不怕，
谁要与我作对，我就消灭他。”但是他的活并不是实话。约德尔在纽伦堡国
际法庭上谈到希特勒时，说：“他对政治家、对党说话时的口气，完全不同
于对国防军，而他对党卫队讲话时，又不同干对国防军和政治家讲话。”在
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内，希特勒也是玩弄这种手腕。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防
备危及他的政权的危险，保护他自己的和“党”的最高威望。
约德尔所理解的“民事大本营”，大概也正渊源于它与真正的军人气质
的差异。生活在Ⅱ号宿营地的陆军军官，对附近陆军大本营里的军官羡慕不
已。那里的军官虽然也属于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有一件
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思想：为了陪希特勒进餐，国防军副官长每次派一
名国防处的军官前往。起初，年轻军官们还争先恐后，可后来，副官长不得
不开列一个“次序名单”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再自愿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后来在其他地点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几乎没什么
两样。国防处在24小时内，至少收集两次由陆、海、空三军提供的情报，然
后进行审阅。整理、补充态势图，最后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
将军以此为基础，准备“形势报告”。参加形势报告会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
手下的“侍从官”们。遇有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么由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利
用电话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要么由国防处民迅速转呈约德尔，并在形势分析
室里临时举行小范围的聚会。
从报道和讨论前线战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营工作的随意性。面
对强大的敌人和前线瞬息万变的态势，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警告，继续玩弄
危险的赌注，而且企图坐在大本营中接管战场的指挥权，真是狂妄至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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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产生于连篇累牍的废话，从这些观点中产生决心，又从这些决心中产
生书面“指令”，甚至产生直接干涉陆军下级指挥机构的措施。而这一切都
是他虽然与陆军总司令部近在尺咫而事先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进
行。
国防军这两个最高指挥机构，不久便怒目而视，分庭抗礼。在国防军统
帅部这一方，有一个统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气暴躁，满腹狐疑，在时间和
空间上从不考虑军事准则，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然而在关键时刻——如在
纳尔维克问题上，他又惊慌失措，将自己的大胆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代之以
滥用手中大权，随心所欲地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
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
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
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
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
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派往前线高级
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
重要的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
是，从这些接触中。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
高级顾问之称的力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
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
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
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
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
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
大本营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
物，不断想方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
与希特勒保持联系，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
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
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
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
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
加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
于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