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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大本营，完全操纵在一个人手中。曾作为天才
的战局计划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的发源地，对很多人来说、大本营甚至在战
争形势恶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德国军队心怀坚定信念的可靠支柱。
但它最终也没有使大家——国防军和人民——免遭战败的厄运。甚至到今
天，在当代人面前提起“元首大本营”，都似乎要冒一点风险。
德国公众的这种义愤，当时和现在主要是针对身为“国防军最高司令”
的希特勒个人的。然而，在大本营总参谋部身居高位的那位军官，也应承担
部分责任，但仅仅是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而且还因为他的经历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维系在一起。如果当时的条令对职
责作了另一种规定，明确指出不包括高级总参谋部军官的所谓“共同责任”；
如果那些年里，公正和邪恶对德国大本营的最高指挥只是偶尔发生影响；如
果战后同盟国法庭对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进行了完全相反的判决，那么，
剩下的就只有自己良心上的自责了。因为被置于这种地位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不承认，上司们的可怕的命运之力从他身边掠过的时候，都不会不留
下痕迹的。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历史研究者的需要和愿望，作者还是欣然命笔。这
也是为那些同路人，履行他个人的一点义务。正是由于那些站在第一线的高
级军官们残遭非命，才能使作者在战后对德国大本营及其国防军统帅部的本
质和作用，作只言片语的描述。
但是，该书的这一特殊目的，不应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促使作者写书
的动机，恰恰是想进一步澄清各种事件，使读者对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朽中，对软弱和失职没有进行指摘；同样，也没有将成绩和功劳作为辩解的
资本。在希特勒面前，每一个军官都不可能有独立作出抉择和采取行动的自
由。对这一点，该书比战后任何一本著作都进行了更清楚的描述。这种状况，
在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其下属的总参谋部军官们——作者
也在此列——之间，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据作者多次观察，每一位来大
本营听报告和作汇报的前线司令官，几乎没有一位不感到希特勒的束缚和压
力。在这方面对国防军统帅部的高级军官们进行“辩解”，已不属于事实范
畴。超出事实之外的东西，应留给历史去评说。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写作的源泉，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部回忆录多处提
到一大批原国防军的军官，其中几位仍在今天德国军队里担任要职。对本书
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妨前去核实和考证。此外，部分迄今尚未发表的命令和
文件；公务日记和个人日记；引自备忘录和其他战后著作的可告见证；希特
勒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对本朽都是一种充实和佐证。当作者1960年夏动笔
之前，就已经收集和整理了若干年的资料。依靠这样的资料，作者就不必专
门去澄清“传闻”中的流言蜚语，也不必去校正大量“报道”中关于德国大
本营的不实之词。有些不属于军事范畴的无关大局的或与此有关的事，部不
在本书考虑之内。
此外，还必须说明一下，根据德国军语的习惯用法，本书使用的“大本
营”一词，是国防军最高机构从事指挥和命令活动人员的总称，在其他地方
则指领率机构的驻地。
瓦利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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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泰根湖畔的
罗塔赫—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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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瓦尔特·瓦利蒙特臼1938年9月，在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
谋部（即总参谋部）任国防处长，1939年9月升任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直
至1944年9月因病离职。此间，山少将逐级晋升为炮兵上将。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关键几年中，瓦利蒙特在希特勒和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的直接领
导下，组织拟制厂大量指令和作战行动计划，参加了希特勒召集的每日军事
会议，被多次派往前线巡视。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并引证大量已经或尚未发表的国防军统帅部战时日
志、私人日记、由希特勒签署的指令、作战命令，以及希特勒与其将领们的
谈话记录等宝贵资料，重点介绍了德国国防军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活动。该书对于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国防军领率机构由组成到崩溃
的全过程，德国几次重大战局决断和作战计划的出笼经过，以及希特勒与其
将领们的复杂关系，是一本难得的书；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中译本删去了一小部分不甚重要的当页注释、附录及人名索引。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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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在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关怀和支
持下，军事科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一批有代表性的外国军事著作，供全军学习、
研究、借鉴之用。这批外国军事著作，包括有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军事辞
书，军事历史、军队建设以及外国法典、条令等，有些著作在国外是有一定
影响的。这时比图书，内容广泛而丰富，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并照顾到不同
层次读者的需要。当然，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并非都是正确的，请读者注意
鉴别。
这批外国军事著作，从现在起陆续出版。对选题和译文方面的问题，希
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军事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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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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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基 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德国的最高指挥层还没有一个步调一致、
精明强悍的大本营。位于帝国之首的那位独一无二的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战争。当天傍晚，在柏林老总理府的冬园里临时举
行了一场形势报告会。国防军各级军官以及社会上的名贵显流接踵而至。被
召来作报告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①军官瓦利蒙特上校面对这一场面，不禁回
忆起“华伦斯坦军营”一剧中的舞台场景，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报
告并非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讲的主要是希特勒感兴趣的多：德军越过波
兰边界后向纵深挺进的公里数。戈林从报告中得知，“他的”空军旗开得胜；
一帆风顺。戈林一直蔑视总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嘲笑前不久国防军指挥参
谋部拟制的“第1号战争指令”。尽管这份指令是由希特勒签署的，他仍然
挖苦说：“这团废纸对我有什么用？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这句话至今还
在我耳边回响。
冬园的来访者和通讯兵穿梭往来，行迹匆匆。报告完后，报告人也悄然
离去，杂乱与严肃的鲜明对比，使他感触颇深。
第二天、凯特尔②告诉瓦利蒙特——自1938年秋季以来，瓦利蒙特便成
了凯特尔的第一位合作者——希特勒将乘坐所谓“元首专列”随部队进入波
兰，国防军也要派一位高级军官随专列前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瓦利蒙特陪同元首前往，还是将位置让给根据动员令刚刚调回指挥参谋部
任参谋民的约德尔少将①？由于作者对希特勒在此期间的军事指挥行动感到
异常震惊和茫然，便毫不踌躇地把位置让给了担任要职的约德尔。9月3日，
“元首专列”在所谓“头面人物”的簇拥之下——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军事人
员，毫无目的地向东驶去。因此，这个在波兰战局中被称为“元首大本营”
的专列，实际上名不符实。因为在随同的“要人”之中缺少最起码的真正干
事的人。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仍然还在柏林②。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产生这种混乱状态，原因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有必要对国防军的所谓“领率机构”进行一番探讨，因为它对大本营的性质
和作用一直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
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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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国防军的领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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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
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
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
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1935年3月宣布“国防自由”①以来，这
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
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
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
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②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
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
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 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
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
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
个新的执掌
附图一
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
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
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
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
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
统一指挥，自1934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
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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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任务的“局”①。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
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
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
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