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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怎样用词）。他做学生时，十分反感老师的过时教学方法，于是选了一个颇使人惊讶的题目做为他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很有才华的书里，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圣巴塞洛梅大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
但是恼人的书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他的惊异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欢迎。不过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去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这个多难的城市自从堕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网，一直把“自由派”当做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警告以后，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做出一项颇为反常的决定。他大胆踏入到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一五八七年他返回故土时，这使他成为国人眼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他不仅使自己发挥了作用，还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们很快就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一六0三年，当他作为羽毛丰满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时，首都的所有居民还都依依不舍。
他要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不会去。他到达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战斗发展到白热化。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的差异不容调和。阿米尼斯被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当然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象也无法了解这些玩艺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派（如阿米尼斯）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之辈，他们说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一六○○年，北欧的大部分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布道说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已经命定要进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牧师竟胆大包天，敢于宜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立即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象心慈手软的医生的一样，不能给人们开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把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终止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他，把他折磨至死。继而，两派都介入政治，这在十六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下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诞无稽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死去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有功于共和国的建立，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中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满怀热情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现在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满他说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开会”，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如果虔诚的人坚持不懈，召集好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垂顾，接过虔诚的人抄写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可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后面关上以后，官员们就会用那些文稿点烟斗。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骇人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的发展。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的宏观，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推崇。他们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都有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不时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不过一般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否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符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在以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二十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为敌人的炮兵提供叨显顺手的靶子。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一五四九——一六○○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提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处奔走，最后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的悲惨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天资，只是按照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僧人。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异端者无需把观点写出来让追踪的暗探嗅出味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耸肩膀，便常常足以露馅，使他与宗教法庭打打交道。
布鲁诺成长在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
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的大森林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了人们的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了人们的心灵。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三个月。城里挤满了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个工作，当校对员。到了晚间，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象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样远，不认为希腊人教诲的一切全都错了。但是十六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四个世纪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究竟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回答他。
“我们与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
很快，警方便来找他，建议他最好打起行李到别处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旅行，想找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滋。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狂吼：“世界围绕大阳转动？世界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滋也使他感到不快。他横穿法国，步行到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强。也许他们更实用一点，譬如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处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而是罚他十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好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文采勃发却又颇为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