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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当他试图把想法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容忍其它任何考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却喜爱与政界周旋，井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图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分享一下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举世闻名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忘记，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是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记对祖先们敬仰的神明深恶痛绝，把它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感耻辱。但随着他走向成年，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家乡各个小公国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了。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逐步相信，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于是他坚持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或监禁和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个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为广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人征服者的巨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绝灭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经受绞尽脑汁的寒窗之苦，便可以从中获取尽人满意的丰盛的精神食粮。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讲课。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园，那时，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它南方和西方的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不名一文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陈规的一派人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了辉，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如果这些守旧派一意孤行，就会把这位门生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这是因为，这位身体健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不是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他刚一结束学业，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这样，他赢得了亘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怀，生怕有人伤害了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他的厄运。他象柏拉图那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便度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多少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确实背景，真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不得众望，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间的新异端邪说，到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采取了蔑视态度。
不过，这个背景材料是无关紧要的。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未日临头了。
过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希腊人从此变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争执斗口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随机应变的原则提出质问，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部仰仗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看不起高谈阔论。
如果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的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玩艺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大慈大悲的丘庇特创造了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去摆弄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东西。
罗马人则要全力以赴地掌管好日益扩大的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数以千计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毕竟还是要送给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系统，这个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个功劳是很伟大的。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那位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他一定会自己关照的。”
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话，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筑起自己的庙宇，那么，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可能是正确的。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在整整五百年中，宗教上的彻底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磨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一切也毕竟是事实。
但永存的东西是没有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被扔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五个世纪中，社会的精华都把智慧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中。
最后，恶果出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垮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人们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全世界的美酒，踏遣了绿水青山，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的文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室里都能找到，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美丽的图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使他们学到了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使自己丧生。
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上帝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轻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赞颂的。
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干他人。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