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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九十七
志第四十五下 食货五
食货前志，据《经世大典》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历以前，载之详矣。若夫元统以后，海运之多寡，钞法之更变，盐茶之利害，其见于《六条政类》之中，及有司采访事迹，凡有足征者，具录于篇，以备参考；而丧乱之际，其亡逸不存者，则阙之。
○海运
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恆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虽縻以好爵，资为籓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兒、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由海道至庆元，抵杭州。时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方国珍为平章政事，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达识帖睦迩总督之。既达朝廷之命，而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伯颜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克济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粟之载于舟者，为石十有一万。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运粮赴京，如上年之数。九月，又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往征海运一百万石。二十二年五月，运粮赴京，视上年之数，仅加二万而已。九月，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运粮十有三万石赴京。九月，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兒、监丞赛因不花往征海运。士诚托辞以拒命，由是东南之粟给京师者，遂止于是岁云。
钞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脱脱欲更钞法，乃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议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尝建言云：「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于总库转支。至是，吏部尚书偰哲笃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笃言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众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语，惟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独奋然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比之达达人乞养汉人为子，是终为汉人之子而已，岂有故纸为父，而以铜为过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以虚换实，其致一也。今历代钱及至正钱，中统钞及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若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偰哲笃、武祺又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有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识之矣。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成宪，岂可轻改。」偰哲笃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又欲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武祺又欲钱钞兼行，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途说，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笃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听此言。如向日开金口河，成则归功汝等，不成则归罪丞相矣。」脱脱见其言直，犹豫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吕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当坐庙堂高声厉色。若从其言，此事终不行耶！」明日，讽御史劾之，思诚归卧不出，遂定更钞之议而奏之。下诏云：「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
意。」
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盐法
大都之盐：元统二年四月，御史台备监察御史言：「窃睹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盐不可阙。大德中，因商贩把握行市，民食贵盐，乃置局设官卖之。中统钞一贯，买盐四斤八两。后虽倍其价，犹敷民用。及泰定间，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钤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趋利者营属当道，以局官侵盗为由，辄奏罢之，复从民贩卖。自是钞一贯，仅买盐一斤。无籍之徒，私相犯界，煎卖独受其利，官课为所侵碍。而民食贵盐益甚，贫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旧设局，官为发卖，庶课不亏，而民受赐矣。」
既而大都路备三巡院及大兴、宛平县所申，又户部尚书建言，皆如御史所陈。户部乃言，以谓「榷盐之法，本以裕国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罢大都运司，令河间运司兼办。每岁存留盐数，散之米铺，从其发卖。后因富商专利，遂于南北二城设局，凡十有五处，官为卖之。当时立法严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纲船人等多有侵盗之弊，复从民贩卖，而罢所置之局。未及数载，有司屡言富商高抬价直之害。运司所言纲船作弊，盖因立法不严，失于关防所致。且各处俱有官设盐铺，与商贾贩卖并无窒碍，岂有京城之内，乃革罢官卖之局。宜准本部尚书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旧制于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处。每局日卖十引，设卖盐官二员，以岁一周为满，责其奉公发卖。每中统钞一贯，买盐二斤四两，毋令杂灰土其中，及权衡不得其平。凡买盐过十贯者禁之，不及贯者从所买与之。如满岁无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数者，减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盗者，依例追断其合卖盐数。令河间运司分为四季，起赴京廒，用官定法物，两平称收，分给各局。其所卖价钞，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轮次提调之。仍委官巡视，如有豪强兼利之徒，频买局盐而增价转卖于外者，从提调巡督官痛治之。仍令运司严督押运之人，设法防禁，毋致纵令纲船人等作弊。其客商盐货，从便相参发卖。」四月二十六日，中书省上奏，如户部所拟行之。
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廒申户部云：「近奉文帖，起运至元二年京廒发卖食盐一万五千引，令两平称收，如数具实申部。除各纲淹没短少盐计八百四十八引，本廒实收一万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万一百引付各局发卖，见存盐四千五十有二引，支拨欲尽。所据至元三年食盐，宜依例于河间运司起运一万五千引赴都，庶民间食用不阙。」户部准其所言，乃议：「京廒食盐，今岁宜从河间运一万五千引，其脚价席索等费，令运司于盐课钱内通算支用。仍召募有产业船户，互相保识，每一千引为一纲，就差各该场官一员，并本司奏差或监运巡盐官，每名管押一纲，于大都兴国等场见收盐内验数，分派分司官监视，如数两平支收，限三月内赴京廒交卸，取文凭赴部销照。但有杂和沙土，湿润短少数，并令本纲船户、押运场官、奏差监运诸人，如数均赔，依例坐罪。」中书如户部所议行之。
至正三年，监察御史王思诚、侯思礼等建言：「京师自大德七年罢大都盐运司，设官卖盐，置局十有五处，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罢之，元统二年又复之，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则有侵盗渗溺之患，入局则有和杂灰土之奸。名曰一贯二斤四两，实不得一斤之上。其洁净不杂，而斤两足者，唯上司提调数处耳。又常白盐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四月起运，官盐二万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七月起运，而运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临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来，无不被扰。名为和顾，实乃强夺。一岁之中，千里之内，凡富商巨贾之载米粟者，达官贵人之载家室者，一概遮截，得重贿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贫弱无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渗溺侵盗，弊病多端。既达京廒，又不得依时交收，淹延岁月，困守无聊，鬻妻子、质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顾不前，使京师百物涌贵者，实由于此。窃计官盐二万引，每引脚价中统钞七贯，总为钞三千锭，而十五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