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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都是“不”。等 我们问完问题后，他们又隐没在夜色中，就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我们好像在梦境中。
在现有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什么还要了解的了。唯一的事是开车返回旅馆。我们于清 晨大约四点赶了回去，睡了几个小时的觉。醒来之后，我适应了一会光线，看到我头天穿 的一件我非常喜欢的爪哇特有的腊染的衣服，那是我很久以前在泰国买的，在我多次非洲 旅行中穿了好几年。在苏门达腊丛林中穿了24小时之后，这件裙子已破烂不堪了。我把 它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们回到雅加达，开始化验从神奇的捕猴人身上采集的血清。血样全部呈阴 性。连一个最低级的可疑的阳性都没有。尽管形势紧急，资金有限，样品很少，我们尽力 做着工作。我们没有发现可能来自野猴的出血热对印度尼西亚人构成显著的威胁。如果野 猴被任何像埃波拉病毒的东西感染，在捕猴者和运输者身上则并未发现它们。这些人最直 接地与猴子接触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猴子身上没有找到丝状病毒样的东西。
我们的结论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当高兴。我们的结论是猴子身上出现的对埃波拉病毒 的低水平的抗体反映，不会对人类有任何危险，对印度尼西亚的猴子也是如此。
回到亚特兰大后，我仍然有两个严重的科学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其一是应找出新的亚 洲丝状病毒是否具有真正致病的可能，其二是必须立即确定在工作中接触带有埃波拉抗体 的猴子是否安全。一旦病猴康复了是否会摆脱这种病毒？病毒是否可能持续感染？显然， 这是兽医、动物管理员和研究人员对于新的丝状病毒的担忧。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很 多兽医在他们发现猴子带有埃波拉抗体时向我询问我们制定的防预措施。这是基于恐惧的 正常反应，这样会毁了猴子。我一遍遍地回答一位兽医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我真的要 把我的猴子弄死吗？它们都是很好的动物，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昂贵 的医学试验。”我们总是建议他们别管猴子，继续做实验，如果它们不生病就不用担心。 如果猴子是健康的，即使有了抗体也不一定会出现感染或构成感染威胁。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公开的资料。我去找我们的小组和博比。布朗。他是一个身材 魁语的人。喜欢系条纹领带和穿压花的皮靴，是选派演员部门的人眼中最完美的得克萨斯 人。为给他找一件大号的太空服我们很费了一番周折。我建议用亚洲的弥猴和一些非洲的 绿猴做一次实验。与弥猴相同，非洲绿猴数量很多，被当作宠物，也是比较好的动物。我 们检测了32只猴，其中有16只非洲猴，16只亚洲猴，都带有非洲、亚洲两种病毒。我们 使用的亚洲病毒来自雷斯顿，经过彼得·贾林的提纯处理。所以我们都相信病毒不含德出 血热病毒（我们自己做了实验证实这一点）。实验结果正如我门所料，非洲病毒几乎对所 有的猴子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亚洲病毒当然可以使猴子致病，但与前者相比，死猴的 数量就少得多，而且，亚洲病毒发病慢，来势缓和。大多数被亚洲菌株感染的猴子大约一 个月以后都恢复了健康。而且，与亚洲猴相比，非洲猴对亚洲病毒抵抗力更强，几乎全部 绿猴都存活了下来。
现在似乎有理由认为猿出血热应对雷斯顿猴子的死亡更多地负责，而不单是丝状病 毒。也可能是两种感染一起造成了更严重的疾病和更多的死亡。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说猴 子身上的亚洲丝状病毒比非洲的要和缓，而且这种病毒不存在于急性感染后康复了的猴子 身上。我们还可以向公众保证亚洲病毒不会引起人类患病。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观察存 活下来的猴子，对它们进行了消耗性试验、观察是否能在这些猴子身上找到任何病毒的痕 迹。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尽管猴子体内继续存在很高水平的抗体，它们对其他动物和它们 的管理员不造成危险。
最后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制出埃波拉疫苗。
如果我们想制成一种安全的埃波拉病毒，我们需要知道被活性丝状病毒感染后，是否 可以防止个受二次感染。如果我们不能保护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我们投入全部工作用来培 养一种遗传工程的疫苗就将是无意义的。埃波拉病毒似乎在存活者中不能产生中性抗体， 这种抗体是能够防止埃波拉病毒感染新的细胞的。
我忽然想到雷斯顿丝状病毒·可能被用作猴子身上埃波拉病毒的试验性活疫苗。从理 论上看，很有可能性。但在实践上，依据我们有限的知识，用这种方法培养疫苗简直就是 冒险。
作为实验，我先行一步，检测了两只感染了雷斯顿丝状病毒的猴子，用以观察它们与 病毒的接触是否同样能保护它们不受致命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感染。我给了两只猴相当 大的剂量，大过自然感染中应有的剂量。
结果很复杂：一只猴子完全没有感染甚至没有发烧，而第二只死于埃波拉。回想起 来，这次实验确实取得了一些从来没有过的结果：首先对一只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扎伊尔 埃波拉病毒的猴起到了保护作用。后来我放弃了对猴子的研究。我大爱它们了，不忍心伤 害它们。
当我们结束这一工作的时候，另一种病毒正在等待着我们。这是我们以前研究的一 种，它比埃波拉更独特。现在它该更多地揭示它自己了。我们就要进一步与克里米亚的刚 果出血热打交道了。
沙漠热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及附近的吉达发生了数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这 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觉。在这个国家里无人了解这种疾病及治疗方法。鲍勃·方丹 （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流行病专家，他 建议沙特政府邀请我去当顾问。
这事正好发生在每年一度麦加朝圣临近之际，世界各地穆斯林朝圣者纷纷前往麦加。 除了朝圣的传统习俗之外。朝圣者还要奉献牲畜，供当地的穷人分食。每年来麦加的朝圣 者有两百万，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鲍勃已先追踪查出病毒来源于屠宰场。所有的发病 人都接触过新鲜的羊肉。大多数患者是屠宰场的工人。沙特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这种低 贱的工作，只好留给周边国家的外来劳力去承担。这些粗旷、能干的屠宰工有个坏习惯， 当双手忙着干活时，他们就把带血的屠刀含在嘴里。
我们面临一种可怕的前景：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与朝圣有关。鲍勃与他的同事制定了控 制的措施。
我被邀请到麦加演讲“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我不清楚我会受到什么待遇，其实我 不必担心，与会者对此十分关注，他们知道麦加和吉达都有这类病例，急于了解更多有关 这种毁灭性病毒的情况。我先给他们讲了发生在迪拜（Dubai）一所医院里的一例“克里 米亚刚果出血热”。迪拜是波斯湾的一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 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邻国，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外科医生 们竭尽全力抢救他，在必要时还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几天后，急诊 室的医生们到了，同时还出现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状，他们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望着面前无数张面孔，接着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另一例，这个病例发生在巴基斯 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地区，一个牧人被迭进医院。当时他吐血。外科医 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给他进行了手术，但没能救活他的生命”，几天后那位外科医生 自己也死了。
这时我注意到大厅后排有一阵骚动，一个男人站起身，说：“我认识那位医生，这事 太可怕了，当时我们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惊。”
接着是一片寂静，我等了片刻想知道这位男子是否还有话要说，他没再说什么。
我继续讲，这种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人发现的。事情的经过是：一群 苏联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农村里，帮助收割，不久，许多士兵染 上了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特征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惊人。这种病毒跨越里海传 播到保加利亚。实际上这种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迫使保 加利亚人生产疫苗与之抗衡。这种疫苗是从接受过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脑子里提取的，而 病毒本身因加入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动。我是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的一个饭店房间里看到这种疫苗的。这个城市位于保加利亚边界的南边，接近希腊。我同 许多国际知名的病毒专家在一起，把一位资深的保加利亚病毒学家团团围住，他手里举着 一个玻璃瓶，“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布，仿佛见到这玻璃瓶就可以让我们相信疫苗 的功效。
他声称所有派驻前线的士兵全部都接种这种疫苗，没有一人再染上这种疾病，但他没 有向我们透露有关疫苗的进一步详情。另外，保加利亚是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所以我 们虽然重视他们所说的疫苗情况，但总的说来对此还有所怀疑。
后来这种疾病再度被发现。这次是绕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的遥远地区，喜马拉雅山 北边的新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被中国人称为“新疆热病”。 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都在新疆境内，该地区气候恶劣，沿丝绸之路的古贸易城镇的遗 迹就隐藏在这片荒芜的废墟里。汤姆·莫纳思（Tom Monath），研究黄热病的专家，也 来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讲述的在中国经历的那件事与我在塞萨洛尼基的经历摹本相 同。当他问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一疾病时，一位官员给他看了一小瓶装有同样用 福尔马林抑制活动的疫苗，并详细解释它的功效，只是从未说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 什么制成的。尽管我们满腹狐疑，但我们都一定还记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急 性病。也许能用一种简单的疫苗来预防，也许中国及保加利亚专家已经在继续研究探索。 实际上，中国和前苏联一直对出血热疾病的研究很感兴趣，据我们所知，苏联军队确定了 一个巨大的实验规划来调查这些疾病。
1956年，这种病毒最终从一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分离出来。这个男孩当时在非洲的刚 果，因此就采用刚果作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这种病毒是巴尼亚病毒中的一种，由扁虱携 带、传播，这些病毒可以通过许多牲畜传播，尤其是绵羊和山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主要是由硬扁虱传播，硬扁虱在于燥、炎热的地区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过以下 途径，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触感染了病毒的动物的鲜血、或接触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鲜 血和肌肉。
我先给沙特的与会者讲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历史，接着又给他们讲述我们 早期在非洲进行的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调查。1986年，在南非，乔和我调查 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区突发的一连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热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