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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须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后期狂犬病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 道在他身上出现的病症。让他保持镇静是主要问题。护士们要不断地去滋润他的干枯、皱裂 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觉时，用水湿润他的嘴唇也会引起可怕的痉挛。我想他可能会蹿出 窗外。这种疾病使他对任何一种轻微的触摸都作出过敏反应。我们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干扰 素治疗法失败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玛丽建立了一所病毒学实验室，我们在那里从我们的病人的脑活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病 毒，然后使它们在老鼠身上生长。我处理老鼠是没问题的，但对蛇确实有点问题；实际上， 我从病理学的角度考虑，害怕它们。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戴维被有关蛇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 住了，他研究蛇毒。实验室只有两间动物室——一间放戴维收集的蛇，另一间放兔子。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 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 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 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镜蛇，它们对我抱怀疑态度——跟我对它们的怀 疑一样。一旦它们瞧见我，它们就会朝我发出噬嗤声并冲向前来。戴维向我保证它们跑不出 来。戴维对我对这些动物的厌恶感的唯一让步是允许我不参加每星期一次挤毒液的工作。我 后来发现戴维的保护措施不像人们吹得那样完美；有一条蛇确实逃跑了。他们当时注意不让 任何人告诉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调回英格兰从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为有趣的病 毒研究之一，它的情况鲜为人知。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这 种病毒是怎样对人体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1983年春天，当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 时，另外一次对我一生有久远影响的机遇出现了。珍妮·科尔伯恩和我接到邀请一一连同来 回旅程机票——去参加“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退伍军人病会议。金斯敦医院爆发的 退伍军人病病菌，因为我们关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对这项工作最 熟悉的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被要求报告我们的发现。
我离开前的两个月时，戴维写信给他认为我到美国后应该会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卡 尔·约翰逊，他当时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个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 殊病源体分部的领导。他的名字叫乔·麦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约瑟夫·麦克科 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当我从曼谷回到英格兰开始从事埃波拉研究时，我知道我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我从未在 第4级病毒情况下工作过。由于处理病毒的危险性，我不能让任何人帮我。我知道必须自己 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对病毒活动方式感兴趣，因此需要能够提出着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 学的检验报告。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病毒对毛细 血管系统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影响。血小板与制止出血有关，有证据证明血小 板在埃波拉感染中会受影响。内皮细胞是人体每一根血管的衬里，并将血液和血细胞保持在 血管内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变得容易渗漏，并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细胞，基本上，埃波 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内壁细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为了帮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绍给盖伊·尼尔德（GuvNield），他在盖氏医院 （Guy，s Hospiial）的肾脏部工作。盖伊曾对肾脏病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做过一些有趣 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样能够应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术。我还必须学会怎样在一 所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工作，能运用最简单、最可靠的技术和设备。我必须学会样样事情都 自己来做。我准备对活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经被杀死的病毒。这是因为我将要用的 技术依赖于生物测定，一是测定血细胞功能的试验。假如杀死病毒则会同时杀死细胞。所 以，如果我要用活细胞进行研究，我必须对含有活病毒的活细胞进行研究。
我一进入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就幸运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师的帮助。戴 维·辛普森告诉我，他让乔夫·普拉特（Jeof Plaff）来帮助我进行埃波拉病毒研究。乔夫 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熟练的树木病毒学家，头脑冷静，并乐意和我在一 起。我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了。没有乔夫我将永远不能完成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 猴子实验。这是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猴子做试验。因为猴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加 以感染的动物，而且还能为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情况提供良好的模型。我们能够控制猴子身上 的疾病过程，并能够实现我们所要进行的审慎的检验。幸运的是，当时没有人类患者，如果 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扬布库那样的地方。在那样地方进行试验是因难的。我们 必须有可控制的条件，其目的是对这种疾病进行深入了解，使我们想出应付的办法。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 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笼子里的猴子组成的专注的观众面前进行的。它们也是一群很健谈的 观众。一俟它们从我们施加的麻醉剂中苏醒过来时，就没办法使它们住嘴。有时它们还向我 们扔东西。
除了实验工作，我们也必须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依赖亚瑟·巴斯 克维尔（Arthur Baskerville），一个兽医和细胞病理学家，大多数解剖都是由亚瑟担任。 当我看到这些解剖标本时，使我惊讶的是咬肌即猴子颚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 类的颚肌要大许多倍。它提醒你永远不要让猴子咬着。亚瑟开始用锯子解剖猴脑是最危险的 时刻。锯子开始锯碎骨头的时候，我越来越怕一些飞溅的碎屑中可能带有埃波拉病毒。我总 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内清点人数。如要过了五天而无人出现发烧的现象，那么我便 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时。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实从我的第一次实验中活下来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们 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严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独它彻底痊愈了。对此没人能 解释清楚。离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退伍军人病会议只有两天了，我不能再耽误。我必须决定 怎样处置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难的决定。我感到它从感染中奇迹般地康复，理应得到休 息。只是波登·当的规定是严格的。要是可能，每当我和乔夫离开实验室之前他们会把我们 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番；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让一只猴子活下来，乔夫和我只好伤心地勉强 决定牺牲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亲自执行，乃决定由戴维动手。戴维理解我的心情，帮 我完成了这项痛苦的任务。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准备到那里去报告我们在金斯敦医院的管道 系统中的发现，到达美国海关时，一位移民官员间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任何传染病。幸 运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担心我会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说出来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义 遣返英国。
我们在会上的报告引起了相当轰动。这使我们惊奇。其所以那么轰动，原因之一是我们 给会议带来了新信息。直到那时，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是，退伍军人病完全是通过空调器感染 的。我们告诉他们，退伍军人病病菌能够在热水器和淋浴喷头中生长。另一原因是，具有像 珍妮那样专长人才是罕见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响还因她年轻、金发和美貌而 增强。
那天晚上我和乔通了电话。他说来接我，但又说他不知道我住在那里。
“我有好多年没进城了。”他说。
他驾驶一辆破旧的鸿达牌轿车（这辆车后来被称为“乔车”）设法找到了我。
他来到旅馆的大厅，作自我介绍，然后带我去参观“疾病控制中心”，我兴奋极了。 “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我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规模之大，对它的人员 那样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态度，深感惊讶。在乔的办公室里，我们深入讨论了病毒性出血热的 病理生理学。这是今后我们多次各自或共同还要涉及的题目。他谈到的每个问题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好的听众，又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正是我需要的科学的反 馈。
自然，我急于告诉乔我在波登刚刚完成的实验。
我们有数据证明，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在显微镜下看来遭到破坏之前很久便失去了它们的 功能，我解释道。“我已经基本上证明，猴子的死亡是因为它们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其自身 的完整性。”
用简单的话来说，血液没有凝结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不起作用了。 因此结果可以想见。先是血液不会凝结，然后它通过血管的遭到损害的衬里渗漏到外面。患 者于是多处出血，肺和各种组织被从血管漏出的血液浸泡成浆状物。奇怪的是，虽然不管疾 病对循环系统有多大损害，它并不破坏器官本身，同一种常见的被一些电影和畅销书所散布 的错误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并没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样被液化或变为大杂烩。事 实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神秘之处是无论用肉眼或在显微镜下加以观察，那些器官显得相对 地完好无损。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组织保留下来。事实上，有时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 方法是因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尸。
我所建议的是即将死亡的患者的灾难性的崩溃，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学性的——就 是说，并没有细胞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发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愈的话，为 什么痊愈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们能使患者度过危险阶段，那么康复将是完全的。这就让我 们有机会想出办法来对付埃波拉病。
乔对我的发现极感兴趣。他曾经见到过许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复，但不能弄清其原因， 而现在我提出了一个较好观点来解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细胞学和病理学。乔曾在西部非洲进 行过大量的尸体解剖，他在要弄懂这种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这种关于致命疾病的深入讨论自然地刺激了我们的食欲。乔请我吃饭，我欣然从命。
第二天我离开亚特兰大去访问设在马里兰州费雷德里克（Frederick）的迪特里克堡 （Fort Detrick）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门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坚持留下我的护照 才让我进去。我见到了卡尔·约翰逊（KarI Johnson）和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