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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２０００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分析方法是，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2004年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5200万人，我们可以算是每一个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11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5％，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媒体，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蒙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真面目。越到顶端越是蒙胧。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50万）、中高层干部（约50万）、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约800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10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约1500万人）总共大约258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3。4％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3、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字，专业技术人员（工业、农业、卫生行业）大约1800万人、高中专任教师193。3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85。84万人，县以上独立核算研究机构及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5。2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会计等共约1200万人、党政机关公务员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1000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300万人，个体工商业者2350万人，其它处于中等地位的约有1000万人，以上总计9254万人，占全国从业者总数75200万人的12。3％。
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农村稳定劳动力阶层。主要是指在农村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2004年为30596万人，扣除管理人员剩下约3亿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12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城市稳定劳动阶层。据统计局最新数字，2002年采掘业558万人，制造业8307万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90万人，建筑业3893万人，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98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2084万人，总共15230万人）。2002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从业人员4969万人，其中没有自己的经营点、专为人打工的约有3500万人。在中下阶层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730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4。8％。
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
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135000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2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25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9000多万人。（统计局数字，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668元，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世界银行估算中国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人亿人。中国农业大学调查结论，绝对贫困人口为1。4亿左右。我取9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7。9％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10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家的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财富为0。36，权力0。38，声望0。26。例如，高官员的财富等为7，权力等为10，声望等为9，加权综合后为8。66。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6，声望等级为10加权综合后为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7。5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7。5的为上中阶层，4。5－6的为中等阶层，2－4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以下为下等阶层。（见下表）
2004年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5200万人。
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社会群体财富等（权数0。36）
权力等级（权数0。38）
声望等（权数0。26）
加权综合等极占从业总人口的比重（％）
所属阶层高官员71098。66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8988。38大公司经理9878。10大型私有企业主10767。821。5％上等阶层高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知识界、文艺界名人）76107。40中高层干部6877。02中型企业经理7576。24中型私有企业主8566。34外资企业白领雇员9466。32国家垄断行业中层企业管理人员7576。243。4％上中等阶层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5575。52一般律师5675。90大中学教师5575。52一般文艺工作者6575。88一般新闻工作者6575。88一般机关干部4675。54一般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4554。64小型私有企业主7455。34个体工商业者6454。9812。3％中等阶层生产第一线操作工人4243。24流动民工3132。24农民2142。1464。8％中下等阶层城市下岗待业人员2121。62农村困难户111117。9％下等阶层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特点。从社会和谐角度来看，这些特点都是负面的。这些特点是：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17。9％）。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就业人口82。7％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
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跨世纪前后，全国有1亿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流动民工。流动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是农民身份。这就把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带进了城市，使中国城市成为“二元城市”。“二元城市”的一元是原有的城市居民，另一元是从农村来城市务工的农民。这两个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不同，就业场所和劳动报酬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思维方式也不同。流动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沿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沿下是很不安全的，更不可能奢谈和谐。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2。3％，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
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高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
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
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
但是，中国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政府官员权力地位高，但财富地位较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如官员和私有企业主就可能在私下在权力和金钱上互通有无。
通过以上阶层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改革进入20年，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
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众所周知，对旧体制的史责任大的和对改革成本承担较小的社会阶层是各掌权者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对旧体制史责任较小和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大的阶层是工人和农民。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更多的各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当然，对旧制度的历史责任是不应当追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