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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手段科技化，窝案、串案增多。他们有装备良好的高科技通讯手段和运输工具，从单个作案到团伙作案。中纪委二次全会以来浙江省台州市就破获了70多起窝案，涉及100多人。福建省1994年查处窝案、串案113起。苏州交通银行蔡涵刚一案，涉及17省市，近百家单位。
第四，顶风作案猖獗，涉外案件增多。腐败分子内外勾结，为案发后铺好后路，使得涉外案件增多。据公安部资料，到2004年底，共500多名贪官外逃，卷走资金700多亿元。
第五，群体腐败。近年来出现的群体腐败现象令人关注，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群体腐败就是，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的腐败行为。早几年，是个别人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演变为整个权力部门的若干官员群体谋私，最近几年揭露多起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1996年揭露的山东泰安市委，1998年揭露的广东湛江市委，1999揭露的宁波市委书记犯罪案、2001年揭露的厦门走私案、沈阳市政府慕马案，等等，就是整个领导班子集体犯罪的典型。
由于权力缺乏制衡，由于民众对政治和经济决策参与度太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坛的腐败是空前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he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1998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发布了1998年国际腐败洞察指数。这里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谋利”，这个指数是10多项调查的综合，得分越低，腐败情况越严重。得分在6。0或5。5以下的国家都是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国大陆1998年得分3。5分，在他们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1997年排名倒退了11位。中国香港地区得分7。8，排名第17位，中国台湾地区得分5。3，排名第29位。
1999年99个国家腐败洞察指数中，加拿大9，2分，澳大利亚8。7分，英国8。6分，美国7。5分，法国6。6分，以色列6。8发，日本6。0分，等等，6分以上的有26个国家，约占四分之一。中国得3。4分，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
2005年10月，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洞察指数，调查显示在159个受调查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贪污盛行。
最清廉的国家是冰岛，在亚洲国家中贪污情况严重的是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尼。中国排在第78位，上一年是6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透明国际组织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是一位外国研究腐败的学者运用了多变量计量分析的方法，对50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了比较研究后完成的。这项成果有以下三条结论：（1）国家的个体经济自由度越大，则腐败程度越低，或者说，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高；（2）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民主价值越弱，则腐败程度越高；（3）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低。由此看来，“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最容易腐败。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善于捕捉商机的人，有经营才干的人，将自己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人，他们会先富起来。这些人先富起来，老百姓是口服心服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那些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聚敛财富的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红顶商人”（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所谓“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市场制度又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红顶商人”的出现是必然的。“红顶商人”中的多数人自己并没有“红顶”，有的利用金钱收买官员的“红顶”来敛财，有的利用父兄的“红顶”来敛财。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红顶商人”的父兄是坚定的保守派。
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在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１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如果上述双轨价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也是“红顶商人”一次聚敛财富的良机。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给个人所有，多少价格比校合理？盛行一时的“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卖自买，是明目张胆地瓜分国有资产。
“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百万元财产，就被人称为“百万富翁”。到了新世纪，超过100万美元财产才能进入富翁的行列。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比上一年增长了12％，达23。6万人，这些人的总财富为9690美元，每人平均资产4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00万元。美林集团亚太副总裁马蓉说：“中国富裕人士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机会中产生的。
国外有些人士把“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说成是“中国模式”，并且加以肯定和张扬。他们隔岸观火，不知道这所谓“中国模式”的深层有多少危机，多少苦难，多少无耻。而国内的有识之士对此却洞若观火。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而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腐败和混乱。
前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主任是赵紫阳）安志文，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８０年代的经济改革。９０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的岗位上，一直致力研究中国改革。他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前景深表忧虑。现摘引他2001年8月22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不敢说话，党内生活不正常，社会问题就多。没有党内民主，就很难实现社会民主。
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在战争时期可以，在建国时期不行。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20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过去说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政改不搞，经济改革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经济可以发展，但带来的社会问题很大。
权力腐蚀人，在台下本来很明白的人，上了台就糊涂了。当权的要自觉地改难。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上到下的改就改不动。他们接受国内外情况多，应该知道这个常识。但当了权就维护权力。为维护权力搞稳定不是个办法。
权力垄断、舆论垄断不仅给事业造成危害，也危害一代人。
如果权力不受监督，处分多少人也不行，也治不了腐败。这些都是常识问题。但不知道当权者怎样想。
对这么复杂的局，靠一个人的头脑、靠一个声音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再伟大的人物也非犯错误不行。
我是赞成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挑战共产党。所以，要先通过搞党内民主来搞社会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救自己的唯一出路。社会民主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讲了一些话，他说，我三十年不讲共产主义、不讲共产党。
写共产党宣言时，社会主义太滥，所以我们讲共产主义。第一、第二国际成立后，我们就不讲共产主义了。我和马克思当时对欧洲革命形的估计有错误。认为资本主义问题很严重，革命快来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世时就完成了，就印了，后来停了，发现经过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快了，这是新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时期的手段。革命胜利了再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行了。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适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适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适性的，这是不行的。
不能说哪个地方搞得好都是执行了“三个代表”。我不认为“三个代表”有什么问题，但我对这种造舆论的方式有意见。这样搞危害很深。我很反感这样做。我不是对江泽民个人有意见，这是制度问题。斯大林搞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个人专政。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讲民主，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他的行为和说的不一致。邓小平的实践是两句话：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