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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广东、从香港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传阅２月４日（壬申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
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２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当作喜讯来传。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邓在南巡讲话中有批评江泽民的内容。１９９２年４月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到，朱熔（金＋容）基懂经济，不服气不行。还说对朱熔（金＋容）基用晚了。人们猜测邓是打算用朱换江。江当时也感觉不妙。５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报告起草班子时，起草者看到他情绪不高，面色不好。他还对起草者说：“报告一定要写好。不管十四大谁来作这个报告。”他是总书记，还会有别人作这个报告吗？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江泽民话中有话，他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邓“换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注：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面对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江泽民不得不重新权衡左右的力量对比。江泽民最终还是站到了邓小平这一边，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１９９２年２号文件下发到县团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３月９日至１０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全体会议。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３月１１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这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当时人们猜测，这次会议结果不是以会议公报形式，而是以新闻形式发表，是不是还有保留呢？
第3节改革发起派全面反攻
１９８９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起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１０５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衣补加乃）、季崇威、戴园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１０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１１月１６日）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天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么强烈的反映，按过去通常作法，新华社应当收在《参考资料》中，但这次并没有收进去。因为这是新华社自己点的火，在当时那种反和平演变的气氛中，上面看到了可能给新华社带来麻烦。但在国内企业界反映强烈。后来厉以宁见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文章后，我收到了这么多读者来信，都是企业写来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足有半尺高！可见学者的发言表达了企业界的心声。
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石３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根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是怎么来的，大好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所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有人攻击特区，１９８４年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２００４年６月９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１９９２年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相，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邓小平已经８８岁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所以，他对田纪云等批评左派是很满意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原来传说的“南巡讲话”中对这一代领导集体流露出不大放心之处。经整理后正式传达的有“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领导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让他的第三个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改革开放路线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为将来的路铺好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造就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把年仅４９岁的胡锦涛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代决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邓小平把江泽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子。
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