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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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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游行中,学生还喊了一些问答式口号。一个领头的学生提问,其它人(包括围观群众)齐声回答。如:“我们是反党吗?”“不是!”“我们是反社会主义吗?”“不是!”“我们是搞阴谋吗?”“不是!”“我们是一小撮吗?”“不是!”赤手空拳的警察挡不住学生和周围群众的拥挤,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防线一道道地被冲破。学生队伍开向天安门。
  在六部口南的新华街口,两位年轻的女警察(看样子像警察学校的学生)从阵地上撤换下来。她们中的一位鞋被挤丢了,穿一双白袜子站在路边哭泣。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对她们说:“哪碗饭不好吃?偏要和学生作对!”在人民大会堂西停了十几辆卡车,车上坐满了军人。这时学生队伍还在六部口受阻。
  一些人围着军车齐声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没有停留,经建国门向北。学生在游行过程中,群众向游行队伍中抛面包、汽水。学生游行到雍和宫,有的累得走不动了,一些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驮送学生。北京市政府派公共汽车在新街口把学生送回学校。
  游行学生回到校门口,留守学校的学生在校门挂上巨幅标语:欢迎壮士凯旋归来!
  有的学校放鞭炮迎接。
  “4。26社论”的态度那样强硬、坚决,人们估计政府对学生游行会采取强硬措施,大家都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学校领导一再劝阻。学生游行前也有思想准备。有的写下了遗书,准备牺牲。医学院的学生还带了药箱和急救用品,以准备军警镇压时急救伤员。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
  今天参加游行的学生约10万人,他们来自38所大学。
  一位军事记者说,昨天从38军调来了两个师,约两万人。据传说有的医院腾出了病房,并传授如何治疗催泪瓦斯造成的眼伤。为什么政府却没有动手呢?
  昨天民主党派200多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恳请中央不要镇压学生,对学生采取宽容态度。据说签名文件送到新华社后送到印厂立即排出,来不及派人送去,就用电传发给中央。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4。27大游行的成功为学生进一步壮了胆。强大的政治压力对学生再也不起作用了。游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计地阻止学生游行的学校党团组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今后说话学生更不听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抗议4。26社论的大规模游行。
  从4。26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链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4。27游行以后接连是几天的平静。只有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同学生代表对话。对话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4。26社论上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双方只能在谈判条件、谈判程序上争论不休。人们都知道,4。26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赵紫阳1995年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说:“4。25讲话”后,又发表“4。26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4月27日的大游行,有10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4。26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4。26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那么多人担忧。“六四”的根本问题是4。26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4。26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4。25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5月17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4。26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4。25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4。26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4。26社论。4。27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4。26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4。26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常委中的多数认为,4。26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5月1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5月3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反映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4。26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4。26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4。26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对赵紫阳的讲话不满,坚持“4。26社论”的立场。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赵的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4。26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5月4日星期四昨晚11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6点半就到9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47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4。27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扞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一小撮=11亿×99。9%”、“上不正下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援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5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会议由《新观察》主编戈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昌、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秦川、吴江、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耀邦同志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书,而且被迫地作违心的检讨,这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事。”“他是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的。”“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对中国、对我党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今天有助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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