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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整顿必然造成经济滑坡。治理整顿这剂猛药，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全国零售物价指数，１９８９年为１７。８％，１９９０年为２。１％，１９９１年为２。９％。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商品滞销，库存增多，企业停产，职工下岗。治理整顿必然使改革倒退。治理整顿的大刀首先砍向了改革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还要各级干部用党籍保证把乡镇企业压下来。但强行压缩对乡镇企业要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到大连市郊区采访，乡镇企业干部用激烈的言词指名道姓地批评邓小平压缩乡镇企业的说法。治理整顿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宏观调控”。谁来“调”，谁来“控”？中央政府。靠什么调控？靠行政手段。政府职能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增多了，企业自主活动的空间减小了。４月３日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版头条标题是“以改革指导整顿，还是借整顿算改革的总账”，文中说：“现状促使更多的人在深思：把各种账都算到改革份上，通过治理整顿的办法使其寿终正寝，还是将改革作为统揽全局的总方针？”经济大滑坡，改革大倒退，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几年以后，当时主持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安志文向本书作者谈起当时的情况。他曾对赵紫阳说，治理整顿这个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人们会以为改革出了什么大问题，需要纠偏。他建议还是用“十三大”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提法。当时赵紫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１９９３年，安志文去看望在软禁中的赵紫阳。赵紫阳对他说，你当时认为治理整顿的提法不妥，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有点问题。实际上，治理整顿所采取的作法正是和陈云的经济思想一致。邓小平在政治上很强，但经济上一出了问题，还得听陈云的。陈云阵线正是以“纠偏”的方式算改革的总账，邓小平还要为陈云张目。物价闯关失败，改革进退维谷，人们惶惶不安。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我参加了《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年轻学者在发言中惶惶地问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向何处去？当时人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剌激经济活力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没有解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起来”的口号以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由于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起作用，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种种现实，发出种种怨言和牢骚。这些怨言和牢骚也的确有它的理由。因为相当多发财的人不是靠诚实劳动。当时政策漏洞很多，法律很不健全，是与非、法与非法的界限不很清楚。那些过去被人们看成是胆大妄为的人，现在充分利用这个社会条件从事种种商业活动，大发其财。当时反映这一情况的民谣很多。如：“提了一批吹牛拍马的，富了一批投机倒把的，穷了一批奉公守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
第二是共产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正是“双轨价格”价差最大的时候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８００元，市场价格１６００元。商品越短缺，价差就越大。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的汇率都是双轨的。为了得到计划价格商品、贷款和外汇，不法分子向掌握商品销售权、贷款权的人大量行贿，普通人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干部子弟则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得到计划价格商品后，按市场价格出售获取暴利。当时社会上对赵紫阳、邓小平的儿子的传说也很多。民谣：“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卖彩券，是指邓朴方当总经理的康华公司为残疾人募捐，群众怀疑其中有借残疾人的名义为个人谋私的情况。后来邓小平下令清查，官方公布的清查结果说康华没有大的问题。邓小平还是下令把康华解散了。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有此一说，１９８８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彩电最中的重要部件显相管最为短缺。传说赵紫阳的儿子到陕西咸阳的显相管厂要计划价格的产品。但据新华社陕西分社调查，赵的儿子最后没有倒成。
第三是经济秩序混乱。第一种表现就是全民经商。党、政、军、民、学都做起买卖来了。民谣：“十亿人民十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没有制度约束，法律很不健全，市场秩序十分混乱，不少人混水摸鱼。第二种表现是地区之间经济封锁，经济割据，并且开展“经济大战”。当时原材料短缺。为了不使本省的原材料外流，在地区边界上封关设卡。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还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在过境检查。统一的市场被分割，资源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
第四是改革停滞不前，进退维谷。首先是农村改革停滞。农村改革从１９８４年以来没有什么进展，粮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怨气很大。城市改革局面难以打开。物价闯关失败以后，引起经济序混乱的原因之一的双轨价格，既不能退到以计划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又不能前进到以市场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原有的计划管理已经不起作用，市场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地发挥。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报纸上经常有厂长们发出的要求企业自主权、改善经营环境的呼吁。改革方向不明。就企业改革而言，放权让利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希望。价格闯关失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事也只好搁置起来。在改革进退维谷之际，对改革的不同看法也就多了起来。“文化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等等抱怨改革的民谣广为流传。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被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淹没。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是群众中传顺口溜最多的时候。在火车上，在食堂里，在茶馆，在军营，在朋友相聚时，在党支部生活会上，都是牢骚，都是怨言。彷徨，烦躁，不满的情绪在蔓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活改善了，怨气却多了。为什么？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群众不满的原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正之风，二、分配不公，三、物价上涨，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群众深恶痛绝。在3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评最集中的就是腐败现象。
偏偏这一年交通事故特别多。接连几次大的铁路事故，铁道部长丁关根不得不引咎辞职，但他辞职后，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发生了上海真如车站两列客车迎面相撞的重大事故。飞机、轮船也事故频频。民谣又传开了：“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
１９８８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总书记赵紫阳老母的坟被挖，遗体被盗。他母亲是１９７６年８０岁时在河南老家病逝的，葬在河南。对赵紫阳不满的人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中国人最残酷的一种报复手段。这对赵紫阳的精神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却不动声色，要河南省“淡化处理”。人们认为，这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
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每一次革命都有明确的依靠力量，尽管每次革命都有强大的反对力量，由于有了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所以取得了胜利。这次改革也是一次革命，现在各方面都有意见，到底谁是改革的依靠力量？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在3月一个会上说：“１９８８年是难忘的一年。１９８９年是难过的一年。”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现在社会问题如此突出，是因为７０年代末政治改革（指粉碎四人帮及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开辟的资源已全部用尽。于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空前活跃起来。自１９８８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他频频地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批评“清除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他已经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政治活动家。他也就成了中共中央特别注意的危险分子。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经常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虽然发行量只有十多万份，由于大胆地批评时政，在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１９８８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张显扬、许良英等人经常应邀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
１２月７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二十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１９８９年，民主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政府也越来越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掌握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此时，不少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有人为魏京生家属筹集资金。
１月２８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这次活动引起了政府的高度注意。
２月４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为争起民主而斗争。”２月１３日。诗人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３３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４０周年和五四运动７０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信发出后，政府以新华社记者访问司法部负责人的形式做出反驳：“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各单位向职工传达说，冰心签名是受陈军的人的蒙骗。陈军拿着吴祖光的介绍信到冰心处，说是帮助党稳定局势，搞大赦。冰心后来说：“我以为是为中央补台，现在糟了，还影响萧乾。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的名字摆在前面。”２月２６日。张显扬、李洪林（八十年代初活跃在北京的理论家，后调福建社科院）戈扬等４２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