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4月21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4月22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月2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至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63、571页)。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总之,精神文明就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种对立,给起草文件造成了很大困难。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提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人在1958年吃够了“共产主义”的苦头,多年的“大锅饭”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一点。左派死死抓住十二大这句话不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攻击。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86年1月26日形成了一个比“提纲”更进一步的“要点”,“要点”中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在“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上费了笔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在经常大量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把铁饭碗、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道德,用以反对改革,都是完全错误的。”1986年8月3日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审议的稿中和以后的几次稿都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批印的8月13日提交政治局审议稿中,也没有提十二大这句话。稿件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政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胡乔木同邓力群私下议论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了很多啊!”在北戴河讨论时,8月9日,邓力群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不仅搬出了十二大报告,还搬出了陈云、邓小平在各种场合下带有左的倾向的讲话,说这个文件稿违反了十二大和中央领导人的精神;又说十二大以后出现了很多双文明单位、双文明地区、双文明城市,还有朱伯儒、刘吉、曲啸、李燕杰这些“思想政治工作能手”的经验,这个文件没有吸收这些好经验,联系实际不够;还说“最近一年多来,自由结合的讨论、研究问题,相当多,参加这种自由讲座的人各种各样。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现在搞极右,由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1980年竞选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人。我们的文件不能被他们抓住一点作为他们的工具。”(《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76-605页)
9月7日,邓力群又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政治局常委,同时附一封信。信中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稿“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表现不够。”“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化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们已经了解主要情况。”他在信中还说:“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清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上,第607-609页)
陈云支持邓力群的修改意见,9月10日,他在邓力群的修改稿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上,第610页)
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意见不仅没有表示同意,还拿起笔来删去了一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再三警告过的。”(同上,第629页)
邓小平赞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9月15日,邓小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对。”胡、赵的意见就是认为再写“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合适。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办公室电告写作组:小平同志又看了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9月17日上午,即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向起草小组谈起他和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是放。(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不仅否定了邓力群的意见,9月18日还专门找邓力群谈了一次话,批评邓力群“想把文件向左的方面拉。
”“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对。”警告“你和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邓力群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事后邓小平在一个小会上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11-620页)
北戴河讨论《决议》(草案)时,关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有争论,但开始还不是争论的焦点。胡耀邦主持的稿件也写上了一段话:“搞资产阶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点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方面的,防止有人任意扩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
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写反自由化。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得知邓力群等人又要拿出一个修改稿,要求讨论。朱厚泽感到为难,他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回北京后就要讨论了,怎么办?”胡启立说:“老爷子已经有态度,就这样了。他还要吵,那就摊牌吧!”胡启立说的“老爷子”是指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态度估计很乐观。
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体会议,胡耀邦主持。由播音遇念了一遍决议稿,话音刚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胡耀邦在犹豫间,邓小平发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81-182页)
邓小平这一段讲话是被陆定一的发言激起的,是被中顾委为陆定一的热烈掌声激起的。事先他没有说这样话的准备。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再传达。
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纪中叶。”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邓力群对这个决议也很不满意。他写道:“《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可以利用。自9月份《决议》作出以后,自由化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八28页)
显然,邓力群把发生十二月学潮的原因归结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违背事实的。
第5节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