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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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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7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
  12月13日-22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接着,他讲了8条具体意见: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对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着不能封闭。电影、戏剧、曲艺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滥砍;等等。在这次谈话6天以后的12月20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上说:上次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中出了漏洞:一个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1997年,第338页)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这场来势很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一,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习。胡乔木这篇文章是专为批判周扬而作的。为了这篇文章,他动用了8个单位的人力,集中了一批“秀才”,帮他起草。“时三个月,四易其稿”。这篇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以后,又发单行本,1984年1月出版,印数达2000万册。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又给他的对手施加一点抚慰。1月26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中的“你”大概是指“异化论”,胡木也承认这个理论的锋利,但必须放在“剑匣”里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扬。可是,周扬是看不到“雨后的阳光”的。他曾在1983年11月5日,以向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对“异化”问题作了检查,这个检查经新华社发通稿,为各家报纸采用。这次检查是违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人说,他从此被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重创,郁闷成疾。(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115页)从此一病不起,“伤口会愈合”没有实现,僵卧病床数年而终。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28天),无疾而终。
  为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这么快就结束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联合抵制的结果。胡耀帮1989年4月5日在自己家里同李锐的一次长谈中说: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它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停了下来。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7页)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多数)比较高兴。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还总结“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在胡耀邦身上,到1987年1月批判胡耀邦时算总帐。
  第3节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胡耀邦始终是一位焦点人物。他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因他而引起的政治争议和政治风波也是突出的。
  胡耀邦这个人廉洁奉公,思想开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他是一位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独立思考,为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两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立了头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干部,就有6000多人,为改革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两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做好了这两件事,使压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释放了出来。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当然不会让步的。但他思想比较解放,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厚。因而对批判文艺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一些老人对他早就不满意。邓小平对他也不满意。他也有缺点,如好即席发言,轻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知识分子却喜欢他这样,认为这才是平民领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张戈非的一篇纪念胡耀邦的稿件,表达了知识分子上述看法:“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为了进一步研究胡耀邦这个人,2004年6、7月间,我两次访问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绩伟。他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同行,他对我谈话很坦率。他认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为什么呢?他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他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他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胡耀邦最终成为某些人推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政敌。胡绩伟借给我他写的一本书:《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说的这一段话(第304页)。
  胡耀邦虽然使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平了反,复了职,但由于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干部复职后对他并不满意。左派们不时地向胡耀邦发起攻击。1981年初发生的“社论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较量。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组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写成的,其中有些话是胡耀邦的原话,这些话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也讲过,稿件由胡耀邦审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作《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可以说,这篇社论完全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
  为便于局外人理解,我对中国这个时期的“左”、“右”稍作解释。简单地说,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是右,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就的左。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左当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号,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进改革者被说成右,顽固保守者被人称为左。中国的改革过程应当以反左为主。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务决定的。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提出了“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说法(1995年赵对本书作者说“我已经改变了。”)。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经济上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赵紫阳的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张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从中国改革总的要求来说,胡耀邦是对的。但他由此就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
  当时,胡木等人总是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就是批评这种倾向,阐明了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因而触及了左派的痛处。他们向邓小平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20多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二十年来一贯‘左倾’”他们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找一些人来谈这篇社论,邓小平说“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
  ”“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实际上给左派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来取代中央的“以反左为主”的方针。胡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通报强调反右,还说“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打电话,要他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胡绩伟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胡耀邦主持撰写的。胡绩伟理解为,这是要他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胡耀邦错了。胡绩伟想: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党中央主席,改选胡耀邦继任。如果胡乔木把这个通报发到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胡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可能影响对胡耀邦的选举。因此,胡绩伟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论风波”就此停息。
  进入1983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动静不是很大。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陈云阵线的意见认为,还应继续贯彻“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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