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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一直很听话。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想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种种有损人民利益的宣传，开始独立思考。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他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他说：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
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历史上也有不统一的时期。
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个凡是”阶段《人民日报》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实例以后说：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个时期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帮下台》，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胡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有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不服。２月８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自由化’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１９８２年２月４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３月２６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６６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６５岁退职的号召，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胡绩伟的错误。胡乔木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布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
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胡木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学上做文章，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是，办报人听不听党委的话，“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是个星期天，胡木和邓力群到了人民日报社，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胡木首先宣布了中央书记处１０月２０日上午的会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并决定将他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已经是人大常委了。原总编秦川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任总编辑。决定将副总编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人仍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活动。
接着，胡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他简单而抽象地肯定了两人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严厉而详尽地揭露批判他们二人的“错误”。他说：“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关于胡绩伟和王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他指出这两人的主要问题是“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中央没有保持一致”。他说：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积极的。
胡木认为，胡绩伟的错误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是他在１９７９年在高党校的三次讲话。他用很长的时间批判了这三次讲话。他说：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他的回答是人民伟大。党有时候伟大，有时候不伟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同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这就是说，党报不能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那么怎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要保证党中央经常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为着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个党报能够代表人民对党中央实行监督。……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他对于党中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接着，胡木的批评转向了王若水，转向了“异化”问题。他引经据典，认为“异化”在马克思学说里不占重要地位，他引用一些事例证明，王若水宣传“异化”，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青年人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接着他谈到民主，他说：“党中央服从谁？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错误思想，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的错误的了解。……所以，不能随便地滥用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以至被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还要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条船在大海上出了危险，是听船长的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片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现出来了。……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的民主宣传，这样的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种斜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胡绩伟对胡乔木宣布中央决定时又大加批判的作法十分不满。他愤愤地说：我辞职，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３０多年，人老了，响应中央号召，是自动提出辞职的。在中央批准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顶头上司，两位中央领导人，到人民日报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不是欢送我而是宣布上我的“错误”，发动报社同志来批判我。
这种作法，合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合乎共产主义道德吗？现在很多机关有成千上万的老同志辞职，有哪一个机关采取“批一通，赶出门”的办法呢？既然把我调出人民日报，偏偏又规定要我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报整党，又迫不及待地把我调出人民日报。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胡乔木想在人民日报和新闻界发起一场对胡绩伟的大批判。但批判会开不起来，开起来的会也稀稀拉拉，批判只好虎头蛇尾。这次安排的以秦川为首的新班子还是“不听话”。胡乔木决定从根本上对人民日报大换血，调王忍之、卢之超等四人到人民日报接收权力。但是，他这一企图被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等人抵制了。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次抵制情况：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说王忍之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激昂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全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１月７日，在习仲勋处谈及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１２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此事；野苹告诉我，他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１９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