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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政治风云影响到中国。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我的笔记本上有当时传达的他们两人的内部讲话的大意：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
但是，陈云阵线却持相反的看法。198０年９月２４日，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信中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象波兰那样的局势”，“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工会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其它群众组织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胡耀邦没有及时表态。后来胡乔木让中共中央秘书局把这封信印发各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并要求各部门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对波兰事件进行研究、制定对策。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中宣部长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除了波兰事件以外，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也使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人不安。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出现了私人搞长途贩运。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有人指出农村出现了剥削，出现了投机倒把。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那些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是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波兰事件和国内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使中国的“两个基本点”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从改革开放倾向到四项基本原则。
对陈云来说，当时遇到一个契机，这就是华国锋“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按照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就是“宏观失控，经济混乱”。遇到这种情况，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收”，即“调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是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调整。即调整“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１２月２６日，陈云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共讲了十四个问题。
谈到利用外资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警惕”。谈到经济形势时，他说：“经济形势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他批评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北京，第２４８－２５１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对他的《党和国家领制度的改革》来了一个大转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他三个月以前讲的“党国家领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注解：“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但是，大家翘首以待的“完善的条例”一直到他逝世时还没有出来。这是后话。
在这之前，以翁永曦为首的四位青年上书陈云，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陈云很欣赏这个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表示赞同。并提出经济上调整，政治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由于陈云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被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副部干部。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的问题端了出来，翁永曦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但翁永曦不甘寂寞，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邓小平看到了批示道：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这一次，翁永曦的品芝麻官也丢了。翁永曦是一位很聪明的年轻人，不幸成了邓、陈较量的“棋子”，听说他后来下海经商，还有成就。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缓改革”的建议。在经济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指令性计划”，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经济学家受到批评。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时最突出的事例是对《苦恋》的批判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的诗人，他的诗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因而被迫离开了军队。后来他到处演讲，大胆批评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弊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了一篇话，学校的政工干部反映：“党组织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全吹了。”邓小平在1981年7月17同宣传部门的谈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位“青年诗人”，叶文福受到了单位的批判，从此就消声匿迹了。
《苦恋》引起的风波比叶文福风波要大得多。
《苦恋》是著名军人作家白桦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学刊物《十月》上。１９８０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导演是彭宁。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青年时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相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往国外。在美洲某个国家他成了著名的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绿娘一起返回祖国。回来享受到短暂的快乐后就不被政府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凌晨光备受折磨。他女儿觉得这个国家再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以生鱼、鸟蛋为生，成了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红日当空，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的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太阳和人》在审片时不仅没有通过，还引起轩然大波。文艺界的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个剧本“否定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当时社会上流行“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就是揭露和批判过去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家庭、社会，造成的伤痕。实际上，伤痕文学所揭露的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极左，也揭露和批判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苦恋》是伤痕文学中高层次的代表作。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提出要批判《苦恋》。1981年４月１７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社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批评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4月18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3封“来信”。其中来自白桦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最为严厉。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4月22日《时代的报告》杂志为批判《苦恋》出了增刊，第一次就印了15万份。上面除了有批判文章以外，还作为“靶子”附录了《苦恋》的全文。读者为了看《苦恋》，一抢而空。
《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开头，《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紧跟其后，不惜篇幅，发表多篇批判文章，还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而《文艺报》、《新观察》、《北京科技报》则发出不同的声音，指出“有人在扞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下搞’左’”，为知识分子说话，但和批判的声音比起来，这种声音十分微弱。
胡耀邦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当时主管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人民日报》文艺部认为，《解放军报》的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这样做。所以按兵不动。胡乔木得知《人民日报》不转载的后台是胡耀帮，就把状告到邓小平那里。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对《苦恋》的谈话。
1981年７月１７日，邓小平同中宣部负责同志谈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１页）邓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由《文艺报》写批判《苦恋》高质量的文章。８月３日，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讲到“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此后，白桦在他所在武汉部队一度失去自由，大会和小会接受教育和批判。白桦在检查中说：“历史老人最终是公正的。”意在《苦恋》是好是坏，历史自有公论。《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就白桦的这句话写了长篇批判文章。
胡耀邦对批判《苦恋》，态度不是很积极的。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０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回答说：“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电影，我没去看，听说有人反对你这部片子，有人支持你这部片子。我们家就是两派，一派是我的秘书，他反对。一派是我的儿子，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