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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１９７９】５０号文件。
５０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对外开放不是一帆风顺。８０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最突出的是走私。当时没有想到走私是高额关税造成的，而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
１９８１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他们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１日到２３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６８人，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胡木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胡木的这些话使得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１０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当时听到这段话，我感到背心发凉。”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和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如何“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实处的措施是：根据广东情况，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１）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
（２）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３）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４）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看来，所谓健康发展，除了整顿党风等以外，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党风、党纪也是实现前３条的组织保证。
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文件中转述了陈云的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这段话是１９８２年春节讲的。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10多年后的1998年春，本书作者就这次两省会议访问了任仲夷。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他对本书作者说，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耀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两省会议以后，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个汇报。我想把汇报时常委的意见向你谈一下。我本想到广州亲自和你谈，因为太忙，很难离开。所以请你和刘田夫到北京来一趟。”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胡耀邦和赵紫阳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任仲夷想：“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两省会议的文件就发下来了。在省委讨论之前，他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
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这些文件上面看了很高兴，但对广东干部来说，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在执行中把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１９８３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
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为了对外开放，当年邓小平派了两位思想解放的干部分赴两省，一个是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是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们两人上任以后，陈云阵线一直盯着他们，从而酿成批评两省的专门会议。他们两人这次算是过了关，但陈云阵线并没有放过他们。后来他们抓住了“晋江假药案”大兴问罪之师。其实，那时的所谓假药就是银耳加白糖。胡耀邦建议让项南再留任一届，有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罢了项南的官。这是后话。
为了挽回两省会议文件对开放的负面影响，１９８４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全面肯定特区的成绩。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