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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到２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
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１９６８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８００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党集团。
１９７９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８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二流堂”问题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举行隆重追悼会。徐冰等五人在文革中受迫害，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先后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６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悼会。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８日，为外交部前副部长章汉夫举追悼会。章汉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１日含冤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１９５８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９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广州会议”是１９６２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作过重要讲话。《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在文革中被指摘为“资产阶级的科研路线”，不少人受到打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举行追悼会。冯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１日逝世。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为马明方和王维舟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马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因受迫害，马于１９７４年、王于１９７０年含冤逝世。
上面列举的仅是我当时从报纸上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这还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进行平反昭雪。从１９７８年四季度和１９７９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报纸、电台，朋友见面，平反昭雪都是离不开的话题。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不过，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蒙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所以，同报纸、电台上声势浩大的平反、昭雪的潮流并行的是声势浩大的上访群众的潮流。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要求记者帮助平反昭雪的群众络绎不绝。两三位记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待来访者，并敦促所在单位尽快落实政策，还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没有专门分工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者，也有人找上家门，请求帮助。当时我家里这样的客人着实不少。有一位名叫许大纯的老先生，他是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女婿，后任中央银行人事局长等要职。１９５０年投诚到北京。不久被诬陷，先判无期徒刑，后改１５年有期徒刑。幸亏三十年代一位军界的朋友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七十年代全国对少将以上的战犯大赦时，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子女受牵连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找到我，我写了一个材料，经新华社渠道送上去以后，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很快批示，给他安排“文史研究员”的职务，其它的困难也得到解决。
许大纯先生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大量的受害的老百姓的困难无法解决。上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