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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出了２６４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和综合报道。但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简报》散布范围很广，传阅者更多，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３０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评”：“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注：“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表的篇批判修正主义权威文章，是由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撰写的，最后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发言最尖锐的还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他们发言之大胆，使人震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一个大缺口。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会上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1979年1月3日，务虚会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胡乔木在传达华国锋2日讲话时说，当前党内党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三股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婉转地指出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胡乔木表示接受胡耀邦的批评，并对“三股风”之说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后来他不仅坚持有“三股风”，还又加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是后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来源。
在下面，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我记得我们听这个会的传达时，两位年长的记者愤慨地站起来说：这不是全面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都错了吗？北京街头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和理论务虚会提出相类似问题、并且有更大冲击力的的是“西单墙”，二者的时间也大体相同。“西单墙”又称“民主墙”。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约两三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电车停车站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民航大楼、图书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建筑。路边没有摊贩。这里是北京的闹市中心，距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从谁开始，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在我的印象中，最早是贴出了被禁止发行的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登载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抄，还发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评论文章（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引起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极大不满，汪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杂志全部收回。人们就在“西单墙”上贴出了这期杂志，成千上万的人便涌去观看。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意见，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复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北京的示范效应，使得各省市也有类似的场所。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地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气势，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
还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现代民主制度。称为“第五个现代化”。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一张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次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总之，“西单墙”的大字报都是相当尖锐的政治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也有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在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旁边，有很多批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批示要多一些。从发展趋势来看，要民主，反专制、否定建国以来的各项工作的势头越来越猛。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１２月２８日晚７时，本书作者到“西墙单”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５０００人左右。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一边喊着“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还很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１１月２６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当时各单位都传达了邓小平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叶剑英１２月１３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１２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群众的力量。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着文称，无产阶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文革后期到北京告状的人很多）也组织起来，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威游行。
民主墙虽然和理论务虚会讨论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是有差别的。理论务虚会是希望维护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民主墙却有叛逆性，它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凡是派”利用民主墙的叛逆性的一面，指摘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放出了“魔鬼”。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巧合，没有自觉的、组织上的的联系。但“凡是派”却说二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党内民主力量也怕群众民主运动发展下去会搞乱局面。２月初，胡耀邦把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群众骚乱的材料印发给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上面批有“请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２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