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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七。二零事件”（注：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及武汉某部官兵扣留并殴打了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后定为“反革命兵变”）
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力）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大家不仅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还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昏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１１月１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有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注：１９７６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运动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这些鼓舞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人，使得西单的“民主墙”更加热闹。恰好在这个会议期间，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给全国又带来了轻松的气氛。
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讲话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里他谈到，“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
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０－１５３页）
华国锋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
“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刚访问朝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起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议，大家同意。在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会议。
“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3天，即１２月１８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三中全会只是正式确认这些成果。１２月２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国发表。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三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它标志着“以阶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史巨幕。它宣称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
这次会议推翻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批评了思想僵化，使人们感到冰雪开始消融，春天即将来到。
这次会议还给全国人民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承诺，使在贫困线上挣扎几十年的十亿人有了盼头。
次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这次会议借助社会上的民主浪潮得以成功。但是，它的成功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１９５６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有失误，也有经验。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就提出来了，22年以后，才在这次会上真正实现。为什么这个指导思想２１年不能实现呢？关键在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１９５６年国外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评共产党，于是认为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威胁，而不是经济落后。所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一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而这个政党又把本党的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它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给群众以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纲。二十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环视世界，才发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时，有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看到，危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是阶斗争，而是经济落后。停止“人整人，人斗人”的阶斗争，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还应该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从反面为中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没有“文革”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没有“文革”对个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文革”对知识的轻视，就没有后来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十亿人的过度贫困，就没有后来对富裕的强烈追求；……这里可以借用恩格斯所说的一段话：“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７２年，第３９２页）在这里，“反动”一词，是指方向相反的运动。
第6节“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林彪说过：“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名顶一万句。”这几句话有阿腴奉承之意。但是，这几句话的确是残酷现实的写照。几十年来，在中国，谁敢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最高指示？谁敢说毛泽东的话不是真理？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既有权力的强制，又有个人崇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本书作者是参加者之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提到他在７月２９日的讲话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不懂世事的我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
”他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二十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十亿个脑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思想禁锢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砸碎了精神枷锁！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有冲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也可以说是“凡是派”的挑战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１９７８年９月，《红旗》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这个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２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１６０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３月到４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议。参加者有４００多人。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