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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心学转化。
明代心学约从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时开始。
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他的诗文，后人辑为《白
沙子》。陈献章一生为学，影响甚大。他虽明中大儒，但其主要观点，已与
②
程朱理学划清界线。他主张“天地我立，万化我生，宇宙在我”。在他看来，
③
“君子一心，万理尽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又说：“大地之大，万物
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
④
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他的这些议论，绝非程朱理学所肯言所
能言所欲言者，他以万物为体，以我为心，从而上承陆学，告别程朱，另外
举起一面旗帜。他的思想方法，本质上不在其理，而在其心。天下有道，亦
① 《明史·解缙传》，第147 卷。
②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7 页。
③ 同上书，第38 页。
④ 同上书，第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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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吾心；天下无道，亦在吾心。所以读经不是紧要事，虽然他并不反对读书，
但他认为改求诸心才是真正的求知之路。他说：“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
①
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他教人习学，以静为主，“但令端坐澄心，于
②
静中养出端倪” 。
陈献章之外又有湛若水。湛若水生于1466年，卒于1560年，是陈献章
的后辈。他与王守仁交好。虽然二人的主张并不十分相同，但在对心学的发
展方面，却各有贡献如许。按他的观点：“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
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心之说为外。”③
湛若水的哲学思想，以张载的气说为渊源；在许多地方，又与朱熹理学
有相通之处。但他虽然与张载气说有渊源，又不像张载那样，把“气”作为
认识论的基础；虽然与朱熹理学有相通之处，又反对朱熹理、心二元化的思
维方式。在他看来，“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
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
④
天地万事以为心者，心之为心也甚矣。”他的观念是心体合一的。所谓天地
古今，同此一心；宇宙阴阳，理气一体。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界，
确有很大影响。他是可以和王阳明争一席之地的明朝大儒。后人评价湛、王，
认为“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
⑤
门户。”但也因为他的学说终于不能和朱子之学划清界线，无论当时还是后
世，他的影响都不及王阳明来的更大。他是心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
物。
明代思想的转变至王阳明为一大高潮。王学之后，又有他的弟子们发挥
争议，拓展天地，成为明代中叶的最大显学，尤其他弟子王艮创立的泰州学
派，其影响尤为愈深愈大。但认真考虑王艮的泰州学派，又与王阳明的心学
发生差异，特别是从属于泰州学派的李贽，更是异而不党，卓尔不群。
王艮生于1483年，卒于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王
艮家贫，世代为灶户，即出身盐工家庭。他从小参加劳动，大约劳作时多，
读书时少。所以李贽曾说他“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但他却是泰州
学派的创始人，而且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使他的学说见解尖厉，别著锋芒，
或有些西方布鲁诺式的学人风格。他虽贫苦出身而不忘国，读书未多而不厌
学。他30多岁时，去江西听王阳明讲学，见面伊始，便有一场关于该不该议
论天下大事的争论。王阳明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他则认为“某草莽匹
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王阳明据此反驳他说“舜耕历山，
①
忻然乐而忘天下。”他不同意这批评，简捷明快地答道：“当时有尧在”。
其气势氛围，颇有些唇枪舌剑的味道。以后人的眼光看，这是王艮的观点更
合民情民意。但王艮推崇阳明心学，他的言行锋芒虽露，终不若王阳明心学
气象远大，体例完备，他拜王阳明为师，成为王阳明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之一。因为他对王学不但能身体力行，而且创立了明代一大学派。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3 页。
② 《明史·儒林二》，中华书局本，第7262 页。
③ 同上书，第7267 页。
④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493 页。
⑤ 《明儒学案·湛若水传》。
① 事见《王心斋全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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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派最重视“百姓日用”之说，认为“人人皆可为君子”。所谓“夫
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与凡人没有本质区别。泰州之学以平民文化为
其特色，特色即本色，到了李贽、何心隐、罗妆芳时代，更显示出其异端风
采。而这异端风采，便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富时代气息的一种哲学精神。
与王阳明心学相抗拒亦相依托的明代思想人物，主要是罗舜初、王廷相。
罗、王二人的哲学思想，皆以“气”为先，在大范畴上，可与张载哲学归于
一脉。罗舜初（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大约与王
阳明同时，但其思想是与王学对立的。他的哲学，以“气”为本，不务旁杂。
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
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
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
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
①
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 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
浚川，原籍山西潞州，父辈时迁居河南仪封。可谓晋、豫人也。他一生经历，
与罗舜初多有相似处。对于民间疾苦，十分同情；对改革弊政，有勇有胆；
反对贪官污吏，不畏权臣暴吏；除恶尽善，不顾身家性命。他的哲学观点，
同样以气为本，他认为，“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
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世儒类以气体为无，厥睹误矣。愚
谓学者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②
罗、王哲学，更近儒学旧体。但其影响，则不及王阳明心学远矣。此无
他，因为王学更具开发潜质，也更适应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风格。
罗、王之学，虽亦反对理学，痛恨弊政，论其本意，不过一传统儒生而已。
其渊源远追汉儒，近逼宋儒，不及王阳明心学更富首创精神。
王阳明心学向着泰州学派转化，可谓明代思想一大转变。
明代后期，东林党人起来，复兴理学，再尊程朱，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其时，国家已到动乱边缘、宫廷腐败更是变本加厉，外患已到日生日长之时，
内乱又是一触即发之势。唯这一般士人，耿直为性，忠孝为本，“风声，雨
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一派，前
赴后继，虽与明朝共存亡，但那“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精神
与气派，是足以为后来儒生效法的。
自东林崛起而至明末，思想界人物如顾宪成（1550—1612年）、高攀龙
（1562—1626年）、刘宗周 （1578—1645年）、黄道周 （1585—1646年）
皆为儒学重镇。道周、宗周二先生更是明代末期宗师级人物，但他们多以学
品人品为先，论其哲学思想，则少有新意。直到明末清初三位中国式的启蒙
思想家出来，明代旧学旧说才又为之一变。
此变未果，而明亡矣。那么，为什么西方文艺复兴哲学与明代哲学走相
似的道路，但其结果却大有不同？不是说你变我也变，而且明代初期的国家
实力并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吗？
不错，确实是你变我也变，但是变与变也真的不一样。
一点不同，虽然双方都在变化，但是一方变化快，一方变化慢，加上马
太效应又在作怪，相比之下，距离越拉越大。形象点说，郑和的船队固然比
① 转引自《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35 页。
② 同上书，第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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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的船队更强大，但北洋水师的兵舰就远不如英国的舰队更其船坚炮利
了。
一点不同，西方中世纪末期，教皇权力对各地工商城市的控制，时紧时
松，或紧或松。在意大利，就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之间产生了佛罗伦萨这样的
近代型工商城市文化。中国明代政权，对外虽然没有多少威力，对内却是控
制森严，不但缺乏产生佛罗伦萨这样的工商都市的客观条件，甚至没有产生
这样城市的可能性。
一点不同，西方自1350年文艺复兴兴起以来，已经出现和形成一个具有
相当独立的工商阶层，比如佛罗伦萨的管理者，就是当时的大商人代表。而
在明代，则没有一个商人可以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也没有一个地区形成
这种以工商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局面。
一点不同，西方近代文化最重视科学的应用和传播。哥白尼的地日说成
为西方近代思想文明的中心议题。但明代政府依然坚持以农立国的传统国
策，明代思想家包括那些异端思想家，顶多与民生日近，而与科学无涉。所
以“四大发明”固然出自中国，但彼时的中国人对它们却没有恰当评价，倒
是英国的培根对它们的作用有更充分的认识。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类型，已经属于近代资本
主义文明这个范畴，而中国文化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