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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
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的，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
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
大的力量和影响。”①
这三大发明的发明权其实都属于中国。但很可惜，它们在中国没有找到
真正的用武之地。此无他，就是因为古代中国缺少近代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
它前面没有一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市场，后面又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工
商业。于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发明，在自己的
故土却没有收到应有的历史回报。
中国某位哲人讲过：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用它来做爆竹；西方人学会了
制造火药的技术，就用它造枪造炮。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用它印黄历；西
方人学会了印刷术，就用它印制了人文主义著作。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用
它看风水；西方人得到了指南针，就用它指导航海。其实，此乃形象之论，
激愤之辞。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用火药制造兵器，也曾借印刷术之力来印
各种有价值的文化书籍，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也并非只是用来看风水。问题
就在于前无市场，后无工商，中国人的这些伟大发明只好任其枯萎衰落，未
成其题中应得之义。
还有城市。中国古有大城市。中国的文明古都，如西安、洛阳、北京、
开封、杭州、南京等，都是久负盛名，也曾令西方来客瞠目结舌，惊叹莫名。
但是中国古代的城市虽大，却以消费为主，其政治功能完备，而商业能量有
限。西方近代史上出现的城市，论其规模，也许远远比不上中国的古都，但
它们的性质却和中国的古都不同。它们俨然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摇篮，是
文艺复兴运动的肥田沃土，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尤其鹤立鸡群，光辉灿烂，
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和地位，远非中国古代大城市可以相提并论。中
国古代的六大文明古都，产生的尽是帝王将相的统治史和斗争史，而如佛罗
伦萨一般的城市，产生的却是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
一是市场，二是工商业，三是科学技术，四是近代城市，还要加上第五
——一个人数众多的工商阶层。中国古代社会有数不清的大中城市，但掌握
城市命运的，唯有官僚阶层。而如佛罗伦萨一类的西方近代城市，掌握其命
运的，不是官僚贵族，而是工商集团。近代佛罗伦萨，它的“银行业、毛纺
织业、丝织业，都列为全欧之冠。毛纺业、丝织业、布业、皮毛业、银钱业、
① 转引自《中国在数学上的贡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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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业和律师业，分别组成七大行会。全城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成为出
①
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 。该市自1115年起就获得自治权，但政权还被贵族
所掌握。到了1282年，贵族政权被推翻了。“当时的七大行会直接掌握市政
大权，市内和效区的封建贵族皆被清除，贵族子弟若不加入行会，就不能担
任公职。1293年制定了 ‘正义法规’，设长老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长老会
议由大行会代表7人，小行会代表2人组成。长老会议的首领称‘正义旗手’，
②
统领军队。这样，就确立了大工商业者的统治。”大工商业者能有这样的力
量，这证明，彼时的佛罗伦萨的工商阶层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有很
大的优势。
其实，文艺复兴运动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即使只谈物质文明，也不
仅仅只包括这样几个方面。诸如人口、能源、交通、信息以及衣、食、住、
行种种方面，都出现新的价值认同和新的行为方式。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
是一个复杂的具有深刻历史内涵的动态社会文化大系统。
特别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个系统中，反对派的活动，其实也对这个系统
的完成起到某种刺激和推动作用。
而且，需要弄清的一点是，在任何一种文明历史的转变时期，即使统治
阶级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当新的变革发生时，一些属于社会上层的核心
人物，反而往往会有更敏锐的反应，这一方面和他们接触信息较多有关，另
一方面也和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关。至于后来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
明治天皇更是不消说的了。在中国，即使戊戍变法，其首倡者也是由一些官
僚知识分子和光绪皇帝组成的。在反对派人物中，包括那些反对派首领，他
们的思想也绝非由钢筋混凝土做的。慈禧太后是守旧势力的最大代表，但中
国的科举制就是由她宣布废除的，洋务运动也是她支持的，其他诸如铁路、
照相、电报等，这些被旧式中国人视为异端，认为会破坏风水，属于淫技奇
巧之类的内容，她则不但支持，而且喜欢。但她的悲剧在于，面对改革进行
赛跑，她不幸选择了爬行的姿态。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阶段，也曾出现类似情形。人文主
义思潮既然在社会上有那样巨大的影响，这影响自然也会传入教廷和皇宫。
“一些教皇同样感受到新文化的影响。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创办梵
蒂冈图书馆，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年）重建圣彼得大教堂，据说列奥
十世（1513—1521年）研究古典著述比研究基督教神学更感兴趣。人们对人
类的成就发生兴趣，尊重人，推崇人类天才；人的才能不再被认为无足轻重
或可鄙的，因此当时的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享有极大的荣誉。好像艺术
和建筑学也人文化了；表现厌世、苦难和死亡精神的中世纪艺术，让位给表
现人生自然快乐的文艺复兴的艺术。”①
很显然，对于这种人生自然快乐的新的人文文化，一些开明的教皇也甚
感兴趣，因为，他们感兴趣，无异于是对人文运动的一种别具风格的有力支
持。
4。转折与发展：本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阶段
① 王锦园、盛志光：《精神世界壮丽日出的画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20 页。
② 同上。
① 梯利： 《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 年版，第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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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而一般哲学史家多以培
根或笛卡尔哲学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起点。那么，即使说是三个阶段，也算
言之成理。
所谓四个阶段，即：
以15—16世纪为主体的人文主义哲学；
以17世纪为主体的理性哲学；
以18世纪为主体的启蒙哲学；
以19世纪为主体的德国古典哲学。
此后，就进入现代哲学的时空范畴了。
本书所要记述的，正是这四个时期中的前两个阶段。
将培根之前意大利文艺复兴阶段的哲学划入近代，至少与罗素、与梯利
两位西方哲学史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这不仅是考虑到《世界全史》的整个
编写体例，而且也有哲学思想史自身的原因和根据。
实际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和人物，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
在政治范畴内仍属于中世纪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但他们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观
念，无疑更接近和认同于西方近代历史。无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还是
达·芬奇的科学、艺术哲学，抑或比他们年代更早些的库萨的尼古拉的过渡
性质的哲学，乃至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宗教哲学，他们的思想本质上
都应归属于近代阶段，在大范畴内同属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历史形态。他
们生于中世纪，反对中世纪。他们是走向近代思想文明的最初的曙光。将他
们所开创的思想历史划入近代哲学范畴，即使不甚合乎西方政治历史分期的
小实际，却肯定合乎人类历史宏观归属的大实际。
有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哲学，尔后有17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兴
起，二者可以称为西方近代哲学历史发展的序曲和第一幕。
5。非平衡态：东、西方哲学思想演变的两种节奏
这里讲的不平衡，主要是指世界各大区域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平衡，也是
指东、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自然，这种不平衡也应该包括欧洲区域
内部各地区间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似乎是一种规律，由不平衡发
展到平衡则是这规律的比较完整的阶段性反映。
如果我们将这种不平衡发展态势以某种图形展示出来，把不同的发展区
域看成不同的结构层次，则欧洲区域内的不平衡是一个内圈，东、西方之间
的发展不平衡为一个中圈，世界各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为一个外圈。相比
较而言，内圈的不平衡是暂时性的，而外圈的不平衡态势的演化过程则十分
缓慢，因为这几种不平衡的性质，其实也有不同。
欧洲区域内部的不平衡，主要受其早期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所制约。相
应的思想文化，自然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端于意大利一些著名的商业文化城市，特别是佛
罗伦萨这样的城市。尔后自意大利向北发展，经西班牙、葡萄牙而英格兰，
而荷兰，而法国，而中欧地区。这种发展过程——自然也绝非均速发展形态，
决定了欧洲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出于意大利，而它的第一个高潮则出于英国和
与之相邻的大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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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平衡，则是另一种态势。客观地讲，16世纪
是东、西方文明出现历史性分野的重要时刻。16世纪之前，中国未曾落后，
西方未曾先进，虽然在骨子里双方已经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开始影响到双
方强弱地位的转变，则是16世纪的事。自16世纪开始，中国一天一天走向
衰落，西方则日新月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开创着人类历史文明的
新纪元。
但东方主要是中国与西方的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主要特色，是双方差距的
不断拉大。而这并非说中国只向后退，不向前看。因为双方的发展速度不同，
虽然中国也在变化，也在进步，可惜这种变化来得太慢，这种进步也同样太
慢。别人日进一丈，我们日进一尺。结果每进一尺，反而落后九尺。从历史
的微观考虑，明王朝肯定比之